求关于苏轼的所有事情！

1. 求关于苏轼的所有事情！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乌台诗案
　　清汪圻绘《五老图》
　　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作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心目中的笑柄。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虽然他们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朝廷在七月二十八日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送到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正式提讯。此时任宰相的王珪，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新党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要置其于死地。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有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因为儿子苏迈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上面两首诀别诗。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1]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清代任伯年绘《赤壁赋诗图》
　　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苏轼降生。 　　1054年 娶王弗。 　　1057年 21岁高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年 举家前往京都，苏迈降生。 　　1061年 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1061年 任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年 任职史馆。 　　1065年 妻丧。 　　1066年 父丧；服孝（1066－4～1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年 娶王闰之（王弗之堂妹）。 　　1069年 返京；任职史官。 　　1070年 苏迨降生。 　　1071年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2年 苏过降生。 　　1073年 收留王朝云。 　　1074年 38岁任密州太守。 　　1076年 40岁任徐州太守。 　　1079年 43岁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年 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1084年 往常州。 　　1085年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历代苏轼画像(16张)　　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年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年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年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年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6年 朝云去世。 　　1097年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年，北返；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66岁。 　　1102年，即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

2. 苏轼简介，要有一生中的重大事，快！

人物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政治家、诗人、美食家，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

同时，也是著名的美食家。他和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在文章方面与欧阳修合称“欧苏”，在词作方面与辛弃疾合称“苏辛”。在诗歌方面与黄庭坚的并称“苏黄”，与陆游并称“苏陆”，在书法方面"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开创"尚意"书风，其作《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擅画枯木竹石，反对程式束缚，重视神似，为其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代文人称其为“坡仙”“诗神”“词圣”等。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立新法中反对王安石，被贬到黄州。《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清人敬称说：“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名号由来
苏东坡（1037～1101年），名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很多人或许并不知晓苏轼名号的由来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人生的悲欢离合。
苏洵在给苏轼取名时，是煞费一番苦心的。轼，是古代车前用做乘车人扶手的横木。对于车载人这一功能而 言,轼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没有轼，那就不仅仅是车的硬件设施不完善,乘车人在崎岖颠簸的路上也难确保安稳。苏洵取“轼”名，是企望 其“外饰”，即巧为观瞻，处世圆通。
“轼”字出自《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君冯（凭）轼而观”，苏洵写的《名二子说》是这样解释的：“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说起“东坡居士”这个名字有一番来历：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十二月，苏轼被贬黄州。初到黄州，苏轼生活困顿，黄州通判马正卿是他的故人，便从州府要来了已经荒芜了的五十亩军营旧地给他种。营地位于黄州的东坡，次年春天，苏轼于其上筑雪堂，题之曰“东坡雪堂”，作《雪堂记》。
为什么他要取号为东坡居士呢？因为他很仰幕唐朝的诗人白居易居士，而当年，白居易贬谪四川忠州时，也曾在其地的东坡种植花木，并写下了不少闲适诗，如《步东坡》、《别东坡花树》等，白居易曾写一首《步东坡》的诗：“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走，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苏轼仰慕白居易，故自号曰“东坡居士”。“苏东坡”一名也由此名垂千古。
编辑本段
人物生平

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
  清代余集绘《苏文忠公笠屐图》
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1]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官阶）检校水部员外郎。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
  苏轼
谓旧党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治）。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儋州（古名单耳）（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3]）
  苏轼墓
为古代儋州的文化教育做出卓越的贡献。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为何选择葬在汝州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
生平年表
1036年景祐三年十一月十九苏轼降生
1054年娶王弗
1057年21岁高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年举家前往京都
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1061年任凤翔府判官；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年任职史馆
1065年妻丧
1066年父丧；服孝（1066.4～1068.7）；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年娶王闰之（王弗之堂妹）
1069年返京；任职史馆
1071年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年38岁任密州太守
1076年40岁任徐州太守
1079年43岁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年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1084年往常州
1085年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年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年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年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年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年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年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年，北返；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64岁
1102年，即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

  黄州寒食诗
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

  朱宣咸中国画《苏轼诗意画》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6]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3. 用苏轼的诗句串他一生的经历，急求！！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的句子。 

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后半生基本在迁谪途中度过，因元佑党人案被贬至琼州，今海南。当时的南方是荒蛮之地，有瘴气，到那里的人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 

但苏轼性格豪放，心胸旷达，将此说成是一次奇绝之旅。 


“即使在南方那种蛮荒之地死上很多次我也不感到悔恨 这里能游览到生平所见最奇异与险峻的风景也足以使我得人生充满精彩”。

4. 说说苏轼的一些事，不要生平介绍！

1、针锋相对 


苏轼被贬黄州后，一居数年。一天傍晚，他和好友佛印和尚泛舟长江。正举杯畅饮间，苏东坡忽然用手往江岸一指，笑而不语。佛印顺势望去，只见一条黄狗正在啃骨头，顿有所悟，随将自己手中题有苏东坡诗句的扇子抛入水中。两人面面相觑，不禁大笑起来。 

原来，这是一副哑联。苏东坡的上联是：狗啃河上（和尚）骨。 

佛印的下联是：水流东坡尸（东坡诗）。 


2、旁敲侧击 

一日中午，苏东坡去拜访佛印。佛印正忙着做菜，刚把煮好的鱼端上桌，就听到小和尚禀报：东坡居士来访。 

佛印怕把吃鱼的秘密暴露，情急生智，把鱼扣在一口磬中，便急忙出门迎接客人。两人同至禅房喝茶，苏东坡喝茶时，闻到阵阵鱼香，又见到桌上反扣的磬，心中有数了。因为磬是和尚做佛事用的一种打击乐器，平日都是口朝上，今日反扣着，必有蹊跷。 

佛印说：“居士今日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苏东坡有意开老和尚玩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说：“在下今日遇到一难题，特来向长老请教。” 

佛印连忙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岂敢，岂敢。” 

苏东坡笑了笑说：“今日友人出了一对联，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在下一时对不出下联，望长老赐教。” 


佛印不知是计，脱口而出：“居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今日怎麽这健忘，这是一副老对联，下联是：积善人家庆有馀。” 

苏东坡不由得哈哈大笑：“既然长老明示磬（庆）有鱼（余），就请让我就来大饱口福吧！” 


3、反唇相讥 


相传，苏东坡一次与王安石同行，偶见一房子根基已动，一面墙向东倾斜。王安石出上句以戏东坡：“此墙东坡斜矣！” 


苏东坡仰头大笑，即吟下联反讥王安石：“是置安石过也！” 

嵌名为巧，双关尤妙。 


4、暗助新郎 


秦少游娶苏小妹时，被一难再难，及至新房门口，苏小妹再出一联：闭门推出窗前月。 

秦观思索良久不得下联，苏东坡有心相帮，在远处拾一石子远远丢进湖中，秦少游受到启发，冲口而出：投石冲开水底天。 


5、学无止境 


苏轼年少时，天资聪颖，他广泛阅读诗书，博通经史，又长于作文，因而受到人们的赞赏，自矜之情亦随之而萌。 

一日，苏轼于门前手书一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尽”与“遍”对，活画出苏轼当时的自傲之心。没料到，几天之后，一鹤发童颜老者专程来苏宅向苏轼“求教”，他请苏轼认一认他带来的书。苏轼满不在乎，接过一看，心中顿时发怔，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心高气傲的苏轼亦不免为之汗颜，只好连连向老者道不是，老者含笑飘然而去。 

苏轼羞愧难当，跑到门前，在那副对联上各添上两字，境界为之一新，乡邻皆刮目：“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6、寺态炎凉 

苏东坡游莫干山时到一寺中小坐。寺中主持和尚见来了个陌生人，就淡谈地说：“坐。”又对小和尚喊：“茶。” 

两人落坐交谈后，主持和尚发现对方脱口珠玑，料想此人不凡，就请客人进厢房叙谈。入室后，主持和尚客气地说；“请坐!”又叫小和尚：“敬茶!”再一打听，方知来者是赫赫有名的苏东坡，主持和尚连忙作揖打恭地引他进客厅，连声地说：“请上坐!”并吩咐小和尚：“敬香茶!”苏东坡临走时，主持和尚请他题副对联。苏东坡胸有成竹，含笑挥毫，顷刻书就： 


坐，请坐，请上坐 


茶，敬茶，敬香茶 


7、一盏明灯 


一天，苏东坡和妹夫秦少游出城到郊外游玩，见小路上有个用三块石头垒起的“磊桥”。苏东坡用脚踢了一下石桥，同声吟出一句上联： 


踢破磊桥三块石 


他回头看看秦少游，要他对出下联。秦少游想了很久也没对出下联，回到家里闷闷不乐。苏小妹看丈夫一脸不悦之色，只道是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是为了一句对联。她二话没说，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出”字，同时用剪刀剪成两段。秦少游顿时大悟，道出下联： 


剪断出字两重山 


注：上篇标题“寺态炎凉”，冷笑一声自以为不坏。这一篇的标题“一盏明灯”，是指秦少游不点不明，不过点了以后还是很明白的。一笑。 


8、敷衍豪门 


据说，苏小妹为了找到如意郎君，曾以文选婿。当时消息一传出，呈文求婚者不计其数。其中有一豪门公子叫方若虚，他对小妹倾慕已久，闻讯后连忙应选。他呈上得意诗文若干篇，谁知小妹一看，淡如白水，便提笔在上面批了一联：笔底才华少，胸中韬略无。 


苏东坡看到小妹的对联，可急坏了。方府豪门是得罪不起的，为了避免是非，便悄悄在小妹的联语后面各添一个字，把对联改成：笔底才华少有，胸中韬略无穷。 


方若虚读后真是欣喜若狂，他急于要见苏小妹以表衷肠。苏东坡知道小妹根本看不上他，生怕玩笑开大了不好收场，急忙托故阻止，说：“我妹妹文才是有些，但其貌不扬，脸长，额突，不信我给你念首诗便知：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未出房门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 


方若虚怎知是苏东坡在骗自己，还真以为苏小妹很丑，于是怏怏地走了。 


9、苏门书香 


一日，苏洵来到后花园内，只见山石间流过一泓淙淙碧水，微风中送来阵阵花香。红日西下，绿树掩映，一弯新月挂在半天之上。这位老先生顿时诗兴大发，忙唤来苏轼和小妹，三人拂石而坐，苏洵说道：“如此佳境，不可无诗。如今老夫拈出‘冷’、‘香’二字，我们各自吟出两句诗来，且要将此二字依次作为上下句的末字，吾儿以为如何？” 


兄妹一起应道：“父亲说得好。” 


苏洵见儿女一起应允，十分高兴，首先吟出两句诗来： 


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间过来香。 


苏轼一向以诗词著称，听了父亲的诗句，以为过平过俗，不以为佳。谁知正当他沉吟之际，调皮的小妹却开口道：“兄长平日作诗，思路何等敏捷，想当初嘲弄小妹额角长得高，那‘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的诗句，得来何等迅速，今日缘何思路闭塞？” 


苏东坡一听，知道小妹又在调皮了，只是微微一笑，便吟出两句诗来： 


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这苏小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妙，听了父兄的诗句，两相比较，觉得还是哥哥的略高一筹。心中寻思道：“长兄的诗句好则好，但嫌欠雅。”小妹略加沉思，恰好远处传来杜鹃的啼鸣，她闻声生情，也信口因此两句诗来： 


叫月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 


小妹诗句刚吟出，父兄不禁齐声赞好。 


10、绝妙好骂 


苏东坡被贬岭南为官，一日无事游山，只见一个小和尚跪在庙门口眼泪汪汪，十分奇怪，忙问小和尚因何如此？小和尚哭诉道，因为他在点灯时不小心将灯盏碰翻在地，打碎了。老和尚不但打了他，还罚跪庙门口三日。苏东坡一听很气愤，便走入庙内去见方丈。 


庙中的方丈一听说是当朝才子苏学士来访，喜出望外。苏东坡一进庙门，那老和尚就百般奉承，死乞白赖地央求苏东坡留个手迹。 


苏东坡对这个方丈十分憎恶，但为了使庙门口那个小和尚不再受苦，他答应了老和尚的请求，说：“写字可以，但必须请庙门口那个跪着的小和尚前来为我磨墨展纸。” 


老和尚一听，立刻满脸堆笑，连声答应说：“阿弥陀佛，老纳遵从吩咐。” 


小和尚磨好墨，展开纸，苏东坡奋笔疾书，一幅对联一挥而就： 


一夕化身人归去，八千凡夫一点无 


时隔不久，佛印云游来到此山，见了对联捧腹大笑，问老和尚：“这幅对联原是两个字谜，你没猜出来吗？”老和尚连忙追问是什么意思，佛印要过纸笔，挥毫写了两个字，拂袖而去。

5. 简述一下苏轼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庄子勾销了历史时间中的政治价值，要人返归‘道’体，从历史时间中返回原初时间自然，禅宗则勾销了人的自然情性的生命时间，返回清静的‘本性’，就是从自然时间的人的自然情性返回无时间的自然本性，再让这个自然本性重新拥有现实的权利，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等等(《大珠禅师语录》卷下)，与现世意愿重新结合，无异于使自然本性放任自流，发自现世感性的生欲便猛烈地泼回佛学的宗教情感(狂禅)，宗教的心性被偷换为‘心’的平常无事，神圣的，不依个人心性和意愿为转换的佛性被转换为‘众生本性’，现世的日常也就成了圣域，佛性实际上被贬低为人的具体欲望。 
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特别是晚年，苏轼的诗文表现出的就是一种随遇而安，无所不适，无所不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意向。因之，苏轼的艺术所追求的“意”就是一种世俗的乐趣，一种市井情怀，真正的艺术应该超越现实被苏轼认同和肯定了，诗的本质也就被消解了。

6. 有关苏轼的一些知识请教！！

苏轼的妻子王弗是依其父亲苏洵所言葬在了苏轼母亲旁边，侍妾朝云也是依其遗愿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一代文豪苏东坡没有葬在老家四川眉山，也没葬在客死的常州，更没有葬在他曾经被贬谪的地方，而是葬在了河南郏县。苏东坡为何选中郏县为他的最终归宿？是因为郏县风景秀丽与苏东坡的家乡四川相似，还是因为蜀道崎岖难以归葬？苏东坡的这个选择给后人留下了千古难解之谜
      “三苏坟”坐落在郏县茨笆乡苏坟村东南隅，距县城23公里。此地宋时属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苏轼、苏辙兄弟葬此后就改称苏坟村了。“三苏坟”处在许（昌）洛（阳）古道上的小峨眉山麓，背靠嵩山奇峰，面对汝水旷川。“三苏坟”东西的两座小山由北向南逶迤而下，宛若两道剑眉。据郏县县志记载，苏轼生前多次路过此地，见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形似类其乡”，“美似家乡峨眉山”，就有了终老于此的愿望。公元1101年，苏轼病死于常州，临终前，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第二年，苏辙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起遵照遗嘱将其从常州移葬于此。苏轼死前，苏辙就已经隐居在今天的许昌，谢绝宾客，闭门著书。苏轼迁葬小峨眉后，苏过也迁到许昌定居，每年到父亲的坟上祭祀。苏轼、苏辙兄弟一生手足情深，患难与共。苏辙与夫人史氏相约，死后愿和兄长同葬一处。公元1112年，苏辙在许昌去世，其子依嘱将他葬在苏轼身边，从此，这里被称为二苏坟。 
到了元代至正年间，郏县县尹杨允到二苏坟拜谒。杨允认为苏轼兄弟之学皆出于其父老泉先生，苏洵葬在老家四川眉山，相距这里数千里，父子往来好不麻烦，于是在苏轼、苏辙两座坟墓之间为苏洵建造了衣冠冢，并在附近的广庆寺里建起了三苏祠。这就是“三苏坟”的缘起。
好吧，说了这么多，结论就是，没人知道。

7. 搜索有关于“苏轼”的人生经历。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
嘉祐（宋仁宗年号，1056～1063）进士”。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工书画。
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2]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3]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4]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5] 好美食，[6]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7] 好品茗，[8] 亦雅好游山林。[9]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10]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
。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1]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
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12]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苏轼画像
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3]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14]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15]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6]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17]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15]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

苏轼画像
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13]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苏东坡夜游承天寺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13]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18]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19] 

主要成就编辑
文学成就
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苏轼小像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 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后，柳永开始将词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关河、苇村山驿等自然空间，张先则向日常官场生活环境靠近。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苏轼小像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 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362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 “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20] 
诗作
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20] 
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东坡图[21]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馀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20] 
艺术成就
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22] 
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8. 简述苏轼一生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6]（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7][8]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9]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10]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11]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12]好美食，[13]创造许多饮食精品，[14]好品茗，[15]亦雅好游山林。[16]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8]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乌台诗案
参见：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