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爆发债务危机

1. 地方政府为什么会爆发债务危机

　　A                      偿债压力重，地方政府会爆发债务危机吗？
 
　　今年是地方政府偿债压力最重的一年，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
　　一、规模有多大？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89万亿元，其中直接负有还本付息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
　　钱不够花！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往往超出其可用财力，只能通过举债来解决。个别地方为了政绩更突出，主动举债来扩大投资、加快发展。
　　多年来，不少地方政府成立投资公司、路桥公司、城建公司等法人实体，通过这些融资平台向社会发行项目债、公司债，变相发行地方公债和市政债，并向银行举借大量贷款等。
　　根据审计署第三次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2013年6月底地方债务余额比2010年底增长67.3%，在17.89万亿元地方债务余额中，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7万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万亿元。
　　二、风险有多高？
　　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举债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比如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出现中国式债务危机。
　　首先，地方债务规模位于警戒线以下。衡量债务风险是件复杂的事，目前国际上比较认可的是比照欧盟签订《欧洲联盟条约》时划出的警戒线，即债务规模不超过GDP的60%。2012年地方政府总负债率为39.43%，低于60%的警戒线。
　　其次，我国政府的“家底”较厚。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从全世界范围看，一季度7.4%的增速仍是比较高的速度，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将为债务偿还提供根本保障。
　　此外，与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主要用于消费性支出、缺乏自偿性的特点不同，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主要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相关的项目建设，多数为交通运输、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能形成大量可产生现金流的优质资产，为偿债提供了一定保障。但在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支出仍在刚性增长的背景下，对部分地区的债务风险不能掉以轻心。
　　三、难题如何解？
　　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当前，地方债务最大的风险在于其不透明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阳光化”地方债务，还应建立地方债务的预警防控机制，包括建立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偿债基金，当出现局部性、区域性风险时，能及时应对，防止风险扩散。
　　从长期看，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就需要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在实施了“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应逐步推进完善资源税、财产税等地方税种，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在深化改革中贯彻落实，加上完善的转移支付机制，可以缓解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和隐性负债等方面的矛盾。

2. 地方政府债务及危机的相关问题有什么？

中国政府不是为了消费而发债，而是一般都用于投资，债务最终都转化成了资产。如果把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但是，我们必须针对地方债进行体制机制和监管框架方面的调整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地方债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大挑战。而且，国外也非常关注我国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近期，审计署开始对地方债进行全面摸底调查，这有助于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非常符合社会期待。虽然中国地方债务规模还有待于进一步摸查。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现在没有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近年来，多国爆发出地方债务危机或者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国际上对于债务问题格外敏感。但是，我们要清楚，中国的地方债和国外的政府债务的确有所区别。区别在于中国政府不是为了消费而发债。很多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发债多数是为了支付公务员工资、养老金等开支，钱借来就花掉，不产生经济效益，属于消费型债务。目前中国政府发债，一般都用于投资，属于建设型债务，比如修高铁、高速公路、水利设施，债务最终都转化成了资产。如果把中国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建设型的债务和消费型的债务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中国现在没有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地方债问题的确是很大的挑战。如果任其泛滥发展，也有可能酿成大祸。我们必须针对地方债进行体制机制和监管框架方面的调整。当前地方债涉及几个大问题。第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有划清。地方债发行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角色越位，政府做了一些本不属于政府干的事。第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责任对应关系失衡。地方政府干的事多，收的钱少，这当中就存在巨大的缺口。地方政府要么能把事权放掉，要么在财权分配上获得更多倾斜，否则很难抑制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发债的冲动。第三是金融功能和财政功能没有分清。地方上，财政的事情和金融的事情，常常混杂在一起。其实，必须要区别开来，该财政的事，用财政的钱，该金融的事，用金融的钱。

3.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怎么处理？

首先要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同时削弱地方政府考核升迁的政绩观，减弱地方盲目投资上项目的冲动。然后通过政府主导的地方融资平台模式的改革，阻断对地方举债的金融支撑。同时加强对举债的预算管理和地方政府举债用途的监督与考核。
地方债危机是指规模庞大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问题，正在迅速显现。国家审计署2011年6月27日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据称，大约有5.7万亿元的债务在未来两年半内到期，偿债压力非常大。同时，媒体传出个别地方融资平台可能现债务违约，引起地方债务危机的担忧。从地方政府欠债数目看，其经济风险有限，但背后反映的政治风险则不容忽视。

4. 政府地方债务吓死人 为何还未爆发债务危机？

　　中国政府不是为了消费而发债，而是一般都用于投资，债务最终都转化成了资产。如果把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但是，我们必须针对地方债进行体制机制和监管框架方面的调整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地方债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大挑战。而且，国外也非常关注我国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近期，审计署开始对地方债进行全面摸底调查，这有助于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系统性风险和结构性风险，非常符合社会期待。
　　虽然中国地方债务规模还有待于进一步摸查。但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现在没有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近年来，多国爆发出地方债务危机或者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国际上对于债务问题格外敏感。但是，我们要清楚，中国的地方债和国外的政府债务的确有所区别。
　　区别在于中国政府不是为了消费而发债。很多发生政府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发债多数是为了支付公务员工资、养老金等开支，钱借来就花掉，不产生经济效益，属于消费型债务。
　　目前中国政府发债，一般都用于投资，属于建设型债务，比如修高铁、高速公路、水利设施，债务最终都转化成了资产。如果把中国这些负债和对应的资产联系起来看，那么有相当多的负债是还得起的。
　　建设型的债务和消费型的债务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中国现在没有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但是，地方债问题的确是很大的挑战。如果任其泛滥发展，也有可能酿成大祸。我们必须针对地方债进行体制机制和监管框架方面的调整。
　　当前地方债涉及几个大问题。第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没有划清。地方债发行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角色越位，政府做了一些本不属于政府干的事。
　　第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责任对应关系失衡。地方政府干的事多，收的钱少，这当中就存在巨大的缺口。地方政府要么能把事权放掉，要么在财权分配上获得更多倾斜，否则很难抑制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发债的冲动。
　　第三是金融功能和财政功能没有分清。地方上，财政的事情和金融的事情，常常混杂在一起。其实，必须要区别开来，该财政的事，用财政的钱，该金融的事，用金融的钱。

5. 怎么解决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首先要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同时削弱地方政府考核升迁的政绩观，减弱地方盲目投资上项目的冲动。然后通过政府主导的地方融资平台模式的改革，阻断对地方举债的金融支撑。同时加强对举债的预算管理和地方政府举债用途的监督与考核。
地方债危机是指规模庞大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问题，正在迅速显现。国家审计署2011年6月27日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据称，大约有5.7万亿元的债务在未来两年半内到期，偿债压力非常大。同时，媒体传出个别地方融资平台可能现债务违约，引起地方债务危机的担忧。从地方政府欠债数目看，其经济风险有限，但背后反映的政治风险则不容忽视。

6. 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显著增长。由此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和不安，甚至有的认为我国已经面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到底应当怎样看待地方政府债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单纯就债务论债务没有意义 应当承认，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有快速增长。有的专家学者从贷款的去向来推算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2009年天量贷款的背景下，认为地方债务危机已经变成了现实。之所以有这样的推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债务至今仍是一个“黑箱”，没有一个正式的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来让它变成透明。在猜测和推测的情况下，估计出来的数据大相径庭，得出危机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不管怎样，从警醒的意义上看，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的呼喊不啻为一种社会预警的提示。从方法论来看，要正确判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或危机，需要从三个层次综合考虑：第一，需要分清楚不同性质的债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方政府债务有四种类型：显性的直接负债、显性的或有负债、隐性的直接负债和隐性的或有负债。从地方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的显性或有负债较多，而显性的直接负债规模相对较小。不可把地方国有企业的债务都视同为政府的直接负债。即使是投融资平台的债务也不能一概简单地视为政府的直接债务，这就像国有政策性银行、担保公司的债务不能直接当作中央政府债务一样。应当重视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但不等于应直接当作政府的直接负债来管理。混淆不同性质的债务将会人为地扩大政府债务风险。第二，需要和偿债的公共资源联系起来，孤立地就债务论债务是没有意义的。依据债务增长速度、债务绝对规模这样的指标是无法判断风险状态的：债务风险到底是在扩散还是在收敛？偿债的公共资源有三个层次：一是政府收入，包括地方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二是政府的资产，包括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三是地方政府的资源性资产，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这些资源性资产在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化会带来大量的政府收益。如果这些资源不足以去偿还现有的债务，也就是地方政府净值为负数，则意味着产生了债务危机的。若是相反，无论债务规模是否达到了历史新高，都无法得出债务危机的结论。第三，要正确判断地方债务风险，还要看地方政府债务使用产生的效应，包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等。正面的效应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这样，债务就可与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环的债务，可以说是“良性债务”，这样的债务即使是短期快速增长，也不足为虑。若是相反，那怕是债务规模不大，增长不快，也会带来债务危机。所以，对债务带来的风险大小，应有资产、资源的概念，而且应从动态循环的视角来认识。地方投融资平台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的一种中国式创新更进一步分析，地方债务风险的大小还与地方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密切相关。如果地方政府的融资、投资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则会放大债务风险，否则就会收敛债务风险。因为地方政府的融资、投资机制决定了政府债务能否有效地加入到地方的经济循环中去。以系统论的方法来认识，地方政府通过债务融资来投资，将会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初始条件。如果改变了初始条件，例如地方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人力资本得到积累、关键性的产业得到扶持，那么，经济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就会向正反馈状态转变，经济系统扩展，也就是经济增长。如果相反，地方政府债务没有产生效果，对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没有带来改善，那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就会急剧扩大。而从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投资的机制来看，与往年有了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地方政府建立了集融资、投资于一体的投融资机构，与传统的城投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相比，实现了功能性的提升。应当说，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融资需求，尤其是在实施为期两年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地方必须给中央项目提供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如何为政府性投资项目融资是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去年以来，各个地方涌现出很多投融资平台。这些各有特点的投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刺激政策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由于没有中央政府统一的部署和安排，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五花八门，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涌现，给人的感觉无疑是一种“乱象”。但也许正是在这种乱象中，可能无意之中踩出了一条新路，形成地方政府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的一种新型方式。创新总是会有风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更是如此。其实，用创新的眼光，或者说从构建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来观察，当前这些投融资平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各地方的实践来看，政府设立投融资平台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地方政府改革。这与过去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从前是各个政府部门自办“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市政公司”等等，部门各自为政，大肆借钱，最后出现问题，当还不起债时，由政府财政去兜底。正是过去这方面的许多教训，现在创立投融资平台时，普遍都强调从体制和机制上来保证“借得来”、“用得好”、“还得起”。为了做到这一点，不少地方已在开始对地方政府各部门的投资、融资、项目管理、监督等职能进行整合、协调和重新分工，重塑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这样的改革，也只有地方政府存在巨大融资需求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模拟中央政府发行国债的办法来放开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把融资得来的资金再以财政拨款的方式给各个职能部门去使用，原有的体制是不可能触动的。这样做，可以现实“统借”、“统还”，但能否“用得好”，则需要在原有体制下去找出路。能否找到则不得而知。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活动，是允许其创新，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还是要拉回我们熟悉的看似规范的老路上来呢？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大小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和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制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大小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和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制。如果抛开这一点来谈地方政府借了多少钱、风险有多大、问题有多严重，则毫无意义。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恰恰在体制机制方面已经出现了创新的嫩芽，我们对之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帮助其成长呢？我想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一种中国式的PPP模式，是基于地方政府掌控的大量公共资源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的一种方式。它具有以下功能：一是整合公共资源。通过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把政府各部门掌握的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国有企业资产、自然资源可以有效地整合起来。其实，这种整合也是逼出来的，没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地方政府没有压力，进而也就没有动力去整合属于各个部门、单位的资产，并注入到平台公司。对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公共资源及其收益的流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协调政府的建设职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建设日渐扩大。在原有体制下，政府建设职能处于“分割”状态，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通过创新，可以现实政府建设职能在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使投资、融资、项目规划和管理、项目维护、监管这些职权在统一的政府投融资体制机制下协调运行。三是有利于风险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融资需求巨大，如何有效地控制其风险，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国外有很多控制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债务风险的各式办法，但很难搬到中国来。某些元素可以借鉴，但整体的风险控制框架，也就是制度建设，需要创新。地方一般有多个投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平台公司之上应有一个超脱于各个政府部门的决策机构，行使相当于董事会的职能。一些地方的做法是设立政府投融资决策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其下设立办公室，由财政部门负责，对整个政府的投资需求、融资方向和方式、风险测控等进行分析、研究，报决策机构使用。这摆脱了单纯地由财政部门事后买单的被动局面，提前介入，整体掌控，既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也有利于控制政府投融资风险。这无疑是一举多得。

7. 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债务

一、城投债券
   融资成本：年息6—9% （含关系协调费）
融资时间：4—6个月完成
用款期限：5年
咨询费用：每年4‰，5年一次性支付2%（税后）
二、产业债券
   融资成本：年息6—8%（含关系协调费）
融资时间：4—6个月完成
用款期限：5年
三、中期票据
   融资成本：年息6—9%（含关系协调费）
融资时间：2—4个月完成
四、资产证券
   融资成本：年息8—11%（含关系协调费）
融资时间：3个月完成
用款期限：5年
五、融资租赁
   融资成本：年息10—13%（含关系协调费）
融资时间：15—30工作日完成
用款期限：5年
六、信托融资
   融资成本：年息12—15%（含关系协调费）
融资时间：2—5个月完成
用款期限：5年

8. 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债务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显著增长。由此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和不安，甚至有的认为我国已经面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到底应当怎样看待地方政府债务，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单纯就债务论债务没有意义 应当承认，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有快速增长。有的专家学者从贷款的去向来推算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在2009年天量贷款的背景下，认为地方债务危机已经变成了现实。之所以有这样的推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债务至今仍是一个“黑箱”，没有一个正式的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来让它变成透明。在猜测和推测的情况下，估计出来的数据大相径庭，得出危机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不管怎样，从警醒的意义上看，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的呼喊不啻为一种社会预警的提示。从方法论来看，要正确判断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或危机，需要从三个层次综合考虑：第一，需要分清楚不同性质的债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地方政府债务有四种类型：显性的直接负债、显性的或有负债、隐性的直接负债和隐性的或有负债。从地方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的显性或有负债较多，而显性的直接负债规模相对较小。不可把地方国有企业的债务都视同为政府的直接负债。即使是投融资平台的债务也不能一概简单地视为政府的直接债务，这就像国有政策性银行、担保公司的债务不能直接当作中央政府债务一样。应当重视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但不等于应直接当作政府的直接负债来管理。混淆不同性质的债务将会人为地扩大政府债务风险。第二，需要和偿债的公共资源联系起来，孤立地就债务论债务是没有意义的。依据债务增长速度、债务绝对规模这样的指标是无法判断风险状态的：债务风险到底是在扩散还是在收敛？偿债的公共资源有三个层次：一是政府收入，包括地方的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二是政府的资产，包括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三是地方政府的资源性资产，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这些资源性资产在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化会带来大量的政府收益。如果这些资源不足以去偿还现有的债务，也就是地方政府净值为负数，则意味着产生了债务危机的。若是相反，无论债务规模是否达到了历史新高，都无法得出债务危机的结论。第三，要正确判断地方债务风险，还要看地方政府债务使用产生的效应，包括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等。正面的效应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这样，债务就可与发展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有助于形成良性循环的债务，可以说是“良性债务”，这样的债务即使是短期快速增长，也不足为虑。若是相反，那怕是债务规模不大，增长不快，也会带来债务危机。所以，对债务带来的风险大小，应有资产、资源的概念，而且应从动态循环的视角来认识。地方投融资平台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的一种中国式创新更进一步分析，地方债务风险的大小还与地方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密切相关。如果地方政府的融资、投资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则会放大债务风险，否则就会收敛债务风险。因为地方政府的融资、投资机制决定了政府债务能否有效地加入到地方的经济循环中去。以系统论的方法来认识，地方政府通过债务融资来投资，将会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初始条件。如果改变了初始条件，例如地方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人力资本得到积累、关键性的产业得到扶持，那么，经济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就会向正反馈状态转变，经济系统扩展，也就是经济增长。如果相反，地方政府债务没有产生效果，对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没有带来改善，那么，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就会急剧扩大。而从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投资的机制来看，与往年有了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地方政府建立了集融资、投资于一体的投融资机构，与传统的城投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相比，实现了功能性的提升。应当说，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不是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被“逼”出来。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融资需求，尤其是在实施为期两年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地方必须给中央项目提供配套资金的情况下，如何为政府性投资项目融资是头等大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去年以来，各个地方涌现出很多投融资平台。这些各有特点的投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实施积极的刺激政策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由于没有中央政府统一的部署和安排，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五花八门，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涌现，给人的感觉无疑是一种“乱象”。但也许正是在这种乱象中，可能无意之中踩出了一条新路，形成地方政府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的一种新型方式。创新总是会有风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更是如此。其实，用创新的眼光，或者说从构建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来观察，当前这些投融资平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各地方的实践来看，政府设立投融资平台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地方政府改革。这与过去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从前是各个政府部门自办“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市政公司”等等，部门各自为政，大肆借钱，最后出现问题，当还不起债时，由政府财政去兜底。正是过去这方面的许多教训，现在创立投融资平台时，普遍都强调从体制和机制上来保证“借得来”、“用得好”、“还得起”。为了做到这一点，不少地方已在开始对地方政府各部门的投资、融资、项目管理、监督等职能进行整合、协调和重新分工，重塑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这样的改革，也只有地方政府存在巨大融资需求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否则，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模拟中央政府发行国债的办法来放开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把融资得来的资金再以财政拨款的方式给各个职能部门去使用，原有的体制是不可能触动的。这样做，可以现实“统借”、“统还”，但能否“用得好”，则需要在原有体制下去找出路。能否找到则不得而知。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活动，是允许其创新，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还是要拉回我们熟悉的看似规范的老路上来呢？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大小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和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制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大小不是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有效的和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制。如果抛开这一点来谈地方政府借了多少钱、风险有多大、问题有多严重，则毫无意义。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恰恰在体制机制方面已经出现了创新的嫩芽，我们对之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帮助其成长呢？我想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一种中国式的PPP模式，是基于地方政府掌控的大量公共资源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的一种方式。它具有以下功能：一是整合公共资源。通过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把政府各部门掌握的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国有企业资产、自然资源可以有效地整合起来。其实，这种整合也是逼出来的，没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地方政府没有压力，进而也就没有动力去整合属于各个部门、单位的资产，并注入到平台公司。对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公共资源及其收益的流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协调政府的建设职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建设日渐扩大。在原有体制下，政府建设职能处于“分割”状态，各个部门各自为政。通过创新，可以现实政府建设职能在投融资平台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使投资、融资、项目规划和管理、项目维护、监管这些职权在统一的政府投融资体制机制下协调运行。三是有利于风险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融资需求巨大，如何有效地控制其风险，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国外有很多控制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债务风险的各式办法，但很难搬到中国来。某些元素可以借鉴，但整体的风险控制框架，也就是制度建设，需要创新。地方一般有多个投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平台公司之上应有一个超脱于各个政府部门的决策机构，行使相当于董事会的职能。一些地方的做法是设立政府投融资决策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其下设立办公室，由财政部门负责，对整个政府的投资需求、融资方向和方式、风险测控等进行分析、研究，报决策机构使用。这摆脱了单纯地由财政部门事后买单的被动局面，提前介入，整体掌控，既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也有利于控制政府投融资风险。这无疑是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