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史话·第三辑（301）瓜分公室的狂潮其一：韩起巧取州县

1. 晋国史话·第三辑（301）瓜分公室的狂潮其一：韩起巧取州县

孔子曾说过一句话：“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便已经是“礼崩乐坏、纲纪不存”的衰世了。但这个有限度的衰世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晋楚争霸进行到中场的时候，天下的权柄便早已落入大夫之手，进入了一个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代。晋楚弭兵之后，纲纪的崩坏更是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地向下蔓延，把天下士庶都卷入了这个漩涡。这种乱象在鲁国的表现是“陪臣执国命”，有南蒯和阳虎的反叛，而在晋国，则表现为“政由家门”，由范、中行、智、赵、韩、魏六卿把持国家的内外政策——这也是晋国所有的乱象，诸如公室昏聩、霸业衰退、中产危机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
  
 所幸的是，六卿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又被分化成了不同的派系。我们知道，在晋悼公时期，内阁的席位由七个家族把持，而这七个家族又分成了三个派系。其中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组成的旧卿集团牢牢掌控了政权；韩氏和赵氏抱团取暖，紧随其后；而栾氏和魏氏则属于被排挤的对象，两家同病相怜也结成了一个同盟。栾氏从曲沃起兵时，范氏同时挟持了晋平公与魏舒，使得战争刚刚开始就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但也无形中也加剧了与魏氏之间的关系隔阂，使得其从心理上更加倾向于以韩、赵为首的新贵集团。因此到栾氏灭族后，剩余的六卿实际上就形成了互不相容的两个集团。这两派之间互相争斗、互相制衡，在内外政策上互相掣肘，使得国家政令无法统一，内外政策处处受限，自然也就使得晋国的霸业无力维持。
  
 六卿之间虽然争斗不休，但是在对待公室的态度上，却出奇的一致，他们合力对公室的土地进行巧取豪夺，进一步削弱公室及其支持者的财力以充实自身的资本。六卿之间既互相制衡，又互有合作的关系，就构成了栾氏灭族后的五十年里，晋国内部政治的主要基调。
  
 晋平公时期的晋国，虽然“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国君被卿大夫们撇在了一边只能“以乐慆忧”，显现出了一副混乱不堪的末世景象，但军政一体的政治机器依然在正常运行，作为军政首脑的中军将，依然能够发挥极大的影响力。而素有“懦弱正卿”之名的韩起，在这场瓜分公室的狂潮中，则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韩起是在晋平公十八年（540BC）接替赵武担任中军将的，他虽比赵武年长，但他的身体却要比赵武好很多。接替正卿职位的时候已经有五十多岁，即便如此，他仍然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二十六年的时间，而这二十六年，正是六卿掀起瓜分公室狂潮的关键时期。
  
 在当时，六卿瓜分的对象，主要是栾氏、以及受栾氏乱牵连被诛的大夫身后所留下的无主地。这些土地虽然在士匄和赵武执政时期也被分割了不少，但由于竞争太过激烈，关键的几块肥肉仍然悬而未决——其中争夺最为激烈的，当非州县莫属。
  
 州县地处晋国南阳地带，原本是温县属地，在晋惠公时期，郤称将温县一分为二才有了州县。州县设立后几经周转，到平公时期成为栾豹的封邑。栾氏被灭族后，范氏、赵氏、韩氏都盯上了这块丰腴的土地。
  
 首先是赵武提出了州县的主权要求，他声称温县是赵氏的封地，而州县原本属于温县，因此自己收回州县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但范匄和韩起很快就打破了赵武的企图，毕竟温县分割已经过去一百年了，赵氏受封的时候，就已经是分割了州县之后的温县了，因此不存在物归原主这么一说。自州县设立行政区后，已经是三易其主，你早不主张，这个时候再主张已经无效了。况且说，晋国将县一分为二的情况很多，若是都按照划分前的状况去争夺，岂不是乱了套了？
  
 赵武看到两家反对的如此激烈，也不敢再坚持，只好放弃了州县，这下轮到韩起和士匄白眼了：“我们不能只是口头上喊口号要公平正义，背地里却给自己捞好处。”于是两个人也都放弃了。至于晋平公，在六卿面前根本没有说话的份，其他家族更是不敢觊觎大族看重的东西，于是州县的归属就被搁置了起来。
  
 但三家都没有放弃对州县的觊觎之心，到赵武执政的时候，赵获认为时机已到，希望能够夺取州县，却不料遭到了赵武的训斥：“韩、范两家的话是合于道义的，违背道义必然会引来祸患。我连自己的封邑都无法治理，何必要拿来州县为自己引来祸患呢？从今往后，有再敢提及州县的一定处死。”
  
 话虽如此说，但赵武不可能不动心，只不过觊觎州县这块肥肉的人太多，他执政的时间又短，没有机会去夺取，但这对韩起来说却不是问题。韩起在执政之后，立刻就开始重新谋划夺取州县的事了。平公十九年，也就是他担任执政的第二年，郑简公到晋国访问，其间担任相礼的公孙段赞礼很是到位，得到晋人的嘉许，晋平公于是将策书授给公孙段，并说道：“当年你的父亲子丰对晋国有过功劳，至今我都不敢忘记，现在就将州县赐给你，以报答你们过去的功劳。”
  
 这些还都是表面文章，当年丰氏曾受韩氏保护，因而与韩起关系甚密。丰段在接到策书的时候，他很清楚韩起这么做的目的，只不过是让他暂时保管州县。因此当丰段去世后，其后继者丰施就很是知趣地委托子产将州县归还给韩起。子产的话说的很委婉：“过去贵君认为公孙段能够承担大事，因而赐给他州地的土田，可惜他福薄无福消受，不能永享有这份殊荣。他的儿子不敢占有，但也不敢就这样推脱了贵国君主的赏赐，只能私下送给您。”
  
 丰段的去世距离赏赐州县仅仅过去了四年，这么短的时间显然没办法把事情掩盖过去，因此韩起有些不知所措，便想推辞不受。子产很是隐晦地劝道：“这毕竟是大国的土地，郑国丰氏小国小家哪里敢长期专享？您若健在的时候，其他人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可您要不在了呢？万一有人拿边界问题说事，州县归属失去您的控制不说，还得连累我们郑国和丰氏受到讨伐，后果可是难以想象的。倒不如趁您大权在握的时候，把这件事扛起来，大家各求所安，以免夜长梦多。”
  
 子产的话句句都戳在韩起的心窝里，让他也不由得有些紧张，毕竟年岁不饶人，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事情若真要到了子产所说的那种地步，自己的对手讨伐郑国倒是小事，若是连带自己的家族也一并清算，那也未免太过惊悚了。细思至此，韩起只好硬着头皮把州县收了回来，并告诉了平公，也好履行一个正式的手续。
  
 但也是做贼心虚，事情过后，韩起终究还是有些不放心，总觉得其他家族有可能会借题发挥，于是就拿州县跟宋国大夫乐大心的原县做了个交换，才算是舒心了。

2. 晋国史话·第三辑（306）瓜分公室的狂潮其六：剪除公族枝叶

韩起身为公族后裔，不思报效公室，反而凭借手中的权力大肆牟利，可以称得上是春秋时代以权谋私的最高“典范”。不过我们也不必苛求古人，韩起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迫于恶劣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应激反应。至少在他执政的二十几年里，对公室多少还留有余地，而且对于同出公族的大夫，也在一定程度上尽到了保护的责任。
  
 但正如叔向自己所坦言的那般，“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这是一股难以抵挡的历史潮流，又岂是韩起这样的弱势执政所能阻挡的。叔向之所以坚持信念，也并非是倚仗韩起的保护，而是凭借着他内心中一股理想主义的情怀。他素来信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明知自己的作为不过是螳臂当车，换来的必将是“幸而得死，岂其获祀？”的结果，但却依旧不改初心。
  
 卿族的欲望是无止尽的，只要公室还有剩余的土地，只要还有独立的大夫游离于六卿之外，各种形式的土地瓜分就不会终止。在叔向去世十几年后，那些已经瓜分了栾氏的封地，巩固了周边新土的占领的卿族，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狂潮。而叔向这样一心维护公室，始终不肯依附权贵的孤胆英雄，其身后的家族产业必然会被饿狼般的强家所吞噬。
  
 晋顷公十二年（514BC），也是韩起执政的最后一年，从政已有近五十余载，一直以来充当公族保护伞的韩起，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年，一场针对公族展开的大规模清洗活动正在展开，已到弥留之际的韩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而再也无力阻挠。
  
 事情的起因是大夫祁盈家里的一桩丑事，据说祁氏的家臣祁胜和邬臧有个特殊的癖好，喜欢玩换妻游戏。事情传的沸沸扬扬，让他们的家长祁盈很是没面子，于是就想把他们抓起来问罪。但当时的局势我们也知道，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晋国上至列卿、下至大夫每日里都战战兢兢，生怕给别人露出了什么把柄。偏偏这两个家臣还是很有权势的地方实力派，事情搞不好就会生变，后果很难预料。
  
 为求万全，祁盈便问计于司马叔游，叔游得知其来意后警告祁盈说：“这个世间嫉恨正直君子的人很多，尤其是当他们居于上位的时候，你越是眼里容不得沙子，你自己也就越不能为人所容。”叔游又引用了诗经中“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的词句来告诫祁盈，臣民行为多有邪僻，乃主君的过失，就算是用法严苛，也无补于事。如今的普天之下，礼崩乐坏之风盛行，上至天子诸侯，下至黎民百姓，皆已道德沦丧无可救药。你既不能力挽狂澜，恢复天下的礼乐秩序，又何必拘泥于这样的小事？倒不如就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件事放一放，以免引火烧身。
  
 叔游的劝告可谓是语重心长，然而祁盈早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总认为这件事不过是我祁氏的家事，又不是国家大事，就算是说破了天，那些居于上位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
  
 但以己之心度人，所看到的的世界往往就会失真，祁盈还是太天真了，他显然是低估了六卿无耻的程度。就在他抓捕祁胜、邬臧后不久，早已蠢蠢欲动的六卿，果然就开始对他下黑手了。
  
 原来是祁胜的家人看到主子被抓，因为护主心切，他们携重金找到已晋升为上军佐的智跞，希望他能够给说说情，好让祁胜免于处罚。但智跞却辜负了他们的心意，反而借机操控晋顷公，派人把祁盈给抓起来了。更为荒唐的是，岳飞被抓的时候，好歹还有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这次的抓捕行动，他们竟然连个像样的罪名都懒得想。
  
 祁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遭遇牢狱之灾，可把他的家人也给急坏了，也赶忙四处打点，看看还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但任凭他们如何努力，智跞就是不肯放人，祁盈的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无奈之下，家臣们只好替他们的主子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既然我们的主君注定要死，能不能请您垂怜，让他在临死前能够看到祁胜和邬臧伏法，也好让他含笑九泉？”
  
 这点要求倒是一点也不过分，对于智跞来说，祁胜和邬臧的死活根本无关紧要，只要能把祁盈拉下马，其他的都无所谓了，因此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就如栾氏灭族时，有一大波的公族受到牵连一样，智跞的目标是“剪除公族枝叶”，自然也少不了要抽丝剥茧，牵出一大波的利益相关者，这其中就有叔向之子杨食我。在抓捕祁盈后不久，智跞又以杨食我协助祁盈为乱为由，将杨食我系狱，并于当年六月将两人处死，二人所在的祁氏、羊舌氏家族从此告别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故土。
  
 《左传》虽然号称是为孔子的《春秋》作注解，但在价值取向上显然是与儒家的观念相左的。其对于晋国的态度，向来是贬抑公室而推崇六卿，常常会站在六卿的立场上说话，对于智跞枉杀祁盈这件事也毫不例外。智跞伙同其他家族合力剪除公族枝叶，其中的是非曲直在其叙述中已经是一目了然，但《左传》并未就此批评六卿借题发挥、栽赃陷害，反而是从“红颜祸水”的角度，将屎盆子扣在了那个早已故去的夏姬身上。
  
 也怪夏姬的美貌太过惊艳，以至于她的女儿——按照当时的称谓习惯，这里把她称作邢芈——也有着倾国倾城的姿色，让以贤能著称的叔向都按捺不住心中的小鹿，一心想要娶邢芈为妻。但叔向的母亲——我们姑且称其为羊妈妈好了——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为了让叔向好好读书，天天向上，不要沉迷于美色而耽误了前程，她坚决要求叔向娶他的表妹，也就是他舅舅家的女儿。
  
 但年轻叔向就是不乐意，他咕哝着对羊妈妈说：“我有那么多的庶母，但兄弟却很少，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舅舅家的女儿不容易生儿子，我要引以为鉴。”
  
 这番话把羊妈妈说的很是尴尬，别人骂人的时候还知道个指桑骂槐，你这倒好，说起自己的母亲来那是指着鼻子直接开骂啊！她顿时怒气冲冲地说道：“那你也不看看巫臣的妻子是谁，那个女人是个克星，她克死那么多的男人的事情你都忘了吗？”
  
 不过羊妈妈好歹是个有修养的女人，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自己说的太重了，稍稍缓和了一下情绪后，她又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外表美丽的女子必定有他丑恶的一面。以前，郑穆公的少妃桃子，生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儿，但正是因为上天将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所以他的哥哥子貉早早地就给死掉了，连个孩子也没有留下。再以前，有仍氏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名叫玄妻，乐正后夔将其娶回家里，生下一个儿子叫伯封，结果这个孩子心地跟猪一样，为人贪婪不知满足，脾气乖戾没有节制，人们都叫他封猪。后来有穷氏的后羿将其灭掉，夔国也因此断了香火。”
  
 这还不算，羊妈妈接着又列举了夏商周三代因美色亡国，恭太子申生因骊姬而死的故事，以劝诫叔向不要被美色迷昏了头脑。美色固然赏心悦目，但它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会在无形中改变你，若是你德行高尚还能扛得住，可你不行啊。如果你还记得韩非子为“平公好新声”而编的那个故事的话，就会发现这其中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当世人们的观念里，似乎“德”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力量，不仅“德不匹位”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就连“德不匹乐”、“德不匹色”的后果都极其严重，“修德”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比“修仙”还要困难。而叔向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夫，既然德行不够，就应该认命，不要学着别人去追求那些你高攀不起的美色。羊妈妈最后，又做出了结案陈词：“我婆家的姑娘再差，顶多是生不出儿子，可你要娶了夏姬的女儿，就算是生出儿子也得把你的家业败掉。”

3. 晋国史话·第一辑（611）晋文霸业（十一）晋文公扩张君权的努力

晋文公是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下回国即位的，早年晋惠公战败被俘，为了获取国内贵族的支持，作爰田、作州兵，出让了大量的公室利益。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在国内毫无根基，为了能够让居守派的贵族支持自己，郇地会盟时更是出让了不少的利益。
  
 这两次国君换取贵族支持的利益交换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君的权力被前所未有地架空了。城濮之战前的被庐之蒐，在居守派贵族的一再争夺之下，更是将国君的军政大权全数褫夺，国君之于晋国，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没有任何实权。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挟持天子，践土主盟，着实出了一把风头，他在国际上的威望达到了顶点。然而在国内，他的权威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提升，反而处处受到居守派贵族的制约。
  
 对比齐桓公与晋文公的霸业就会发现，齐桓公的霸主可谓是名副其实，即便是把政事都交给了管仲打理，可军权还是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的。而晋文公在与贵族的博弈中，丢失的不仅仅是内政的权力，还包括君权。齐桓公称霸以来九合诸侯，匡定天下，而晋文公则似乎只有践土这一次会盟。按理来说，既然已经称霸了，像齐桓公一样带了诸侯四处征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晋文公率领诸侯联军征讨似乎也只有伐许一役。
  
 践土会盟第二年的狄泉会盟是狐偃代表晋文公，以晋文公个人的名义征召诸侯，参与会盟的除了不明就里的鲁僖公之外，其他国家参与者都是大夫。尽管晋国此时的军事实力要比齐桓公是强盛不少，然而这次会盟所商定的伐郑之战，竟然响应者寥寥。晋国国内，掌握军政大权的六卿除了狐偃，没有一人跟随。在国际上，只有秦穆公看在二人私交的份儿上给了他面子，与其一同伐郑。而这个脆弱的联盟在郑国烛之武的一番劝说之下，竟然也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因此秦晋伐郑的战争，可以看做是晋文公为了扩张君权而引发的战争。世道变了，不仅仅是贵族，为了扩张权力要建功立业杀伐征战，连国君都必须通过这样的路径来获取权力。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无功而返，毫无建树，对于扩张君权也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反而因为秦国的背离而使其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在这种逼仄的局面之下，晋文公不得不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与贵族进行周旋。在军制上，晋文公趁着城濮战胜的余威，强行抽调兵士，组建了三行步兵。当时中原诸侯之间的战争的形式主要是车战，步兵主要是用来对付深山老林里的戎狄的，晋文公组建步兵的理由就是为了御戎，然而真正目的却不是这么简单。
  
 虽然步兵的主要用途是抵御戎狄，然而在城市攻防作战中，也是离不开步兵的。战车受限于地形，在一些特殊环境下无法发挥大的作用，这个时候就需要步兵出场了。而国内一旦发生什么变乱，步兵的作用显然要比车兵的作用大得多。为了能够牢牢控制步兵的调动，这次组建的步兵的军团首脑，也就是中行的主将，是一直以来担任晋文公御戎的荀林父。御戎实际上就是领导的司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国君的心腹，晋文公让荀林父担任中行将，实际上就是在为自己组建可以对抗卿族的军事武装。
  
 除了中行将之外，左行将先蔑，右行将屠击，都属于国内处于边缘地位的贵族。这些权势低微的贵族，虽然力量弱小，一旦汇合起来善加利用便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用边缘贵族来对抗核心的卿族，组织一道统一战线，也是晋文公所采取的策略之一。
  
 晋文公为了组织统一战线也是费劲了苦心，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拔擢对自己有利的人。比如箕郑父，因为晋国闹饥荒，晋文公问他该怎么办，他回答要对百姓守信，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他提拔为了箕邑大夫。如果说箕郑父的提拔是因为他品德高尚的话，那阳处父的拔擢则完全是因为有用。
  
 阳处父其人，外强中干。国语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说阳处父到卫国访问，返回晋国是路过宁邑，住在一家嬴姓商人管理的旅店中。宁嬴氏大概也是一个有志向的人，看到阳处父仪表堂堂，很有贵族风范，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就想做他的家臣，第二天阳处父起身，宁嬴氏就抛家弃产跟着他走了。
  
 但是出走没多久，宁嬴氏就又回来了，他的妻子很是不解，就问他：“你不是说阳处父是有德君子吗，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想我了舍不得离开我啊？”宁嬴氏很是气恼地说道：“之前没跟他说过话，看他仪表堂堂所以很是倾慕他。但是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说起话来与他的外表看起来完全是两个人。阳子的观察力很是敏锐，这就让他外表看起来很有才智，可实际上内心修养不足。一个人生性刚强，过于高估自己的才能，行事没有原则，很容易得罪人。我是担心跟着他享受不了荣华富贵，反而受其拖累，所以就回来了。”
  
 由此可见，阳处父是一个爱做表面文章且极其自负的一个人。因此当晋文公想让阳处父做太子老师的时候，胥臣就极力反对，认为阳处父做太子的老师，对太子的成长不会有什么教益。但是赵衰站在君臣博弈的立场上，认为拔擢阳处父纵有诸多的不足，可他不怕得罪人，关键时候还是能起到作用的。
  
 另外一个受到晋文公拔擢的，是郤芮的儿子郤缺。在晋文公回国后不久，郤芮担心遭到清算，与吕甥一起密谋火烧公宫，结果被晋文公借了秦穆公之手杀掉了。其后郤芮的采邑和爵位都被褫夺，他的儿子郤缺没能继承父亲的遗产，只保留了在冀邑的一小块耕地。
  
 胥臣在路过冀邑郊外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郤缺在田里除草，他的妻子前来送饭，二人相敬如宾。胥臣看到他们虽然沦落为庶民，却也能如此谨守礼仪，很是感动，就把他举荐给了晋文公。晋文公顺势就恢复了郤缺的土地和爵位，任命其为下军大夫，让他为国君效力。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但是史料上记载缺乏，但可以看出晋文公的用心。晋文公依靠流亡派，团结在野党，对执政的居守派贵族形成合围之势，终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到晋文公八年（公元前629年）时，晋国在清原举行大蒐，将原来的三行拆解为两军，再加上原来的三军，晋国的正规军规模达到了五军。这次晋文公在人事任免上占据了很大的主动权，终于将自己的势力如赵衰、箕郑父、胥婴等人，安插到了十卿的行列之中。
  
 此时五军十卿的成员有：中军将先轸，中军佐郤溱；上军将狐毛，上军佐狐偃；下军将栾枝，下军佐胥臣；新上军将赵衰，新上军佐箕郑父；新下军将胥婴，新下军佐先都。
                                          
 这次的人事安排可以说是双方平分秋色，君臣之间的权力博弈再次达到了均衡状态。后来狐毛去世，晋文公想让赵衰顶替上军将，但是赵衰不肯，让给了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不久之后狐偃也去世了，这才把赵衰提拔为上军佐。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晋文公已经基本上掌握的卿位的人事任免职权，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人事安排也只有在晋文公个人的威权之下，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离开了君主的权威，卿族的崛起必然会对君权造成威胁。晋文公在位仅仅九年（公元前628年）就去世了，他死后，所谓的居守派和流亡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原本忠于晋文公的流亡派和边缘贵族也都转化成了卿族，与继任的国君之间又形成了君权和卿权的分立态势。
  
 随着卿权的不断加强，君权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无法挽回的衰落轨道，导致君主再也无法控制日益扩张的卿权，最后酿成了六卿专权、三家分晋的悲剧。晋文公也深知这种结构的弊端，然而以他个人的力量，终究还是无法改变大局，只能顺应局势的发展做出人事上的微调，这已经是他为巩固君权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4. 晋国史话·第三辑（302）瓜分公室的狂潮其二：叔向贺贫

韩氏是六卿中仅存的一支公族，虽然比起羊舌氏来，其亲缘关系要远一些，但到底要比当年晋平公一力要保护的栾氏要亲近许多。若要论起道德责任来，作为彼时最有权势的公族，其本应担负起复兴公室的重任，但其真实的表现却与其他卿族无异，甚至比其他的卿族还要贪婪。叔向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自然对韩起有不少的怨言。
  
 《国语》中有一段叔向和韩起的对话，说是韩起因为自己的贫穷而忧虑不已，不料叔向却向他表示祝贺。韩起很是不解，就问道：“我虽为正卿却有名无实，财富土地与其他卿族有很大的差距，因此而忧虑，你为何反而向我祝贺呢？”
  
 叔向回答说：“当初栾武子（书）田产不足百顷，宫室之中都备不齐祭祀用的礼器，可是由于他宣扬德行，遵循法制，威名远播，四邻归附，晋国也正是在他的治下走向了繁荣昌盛，不仅他自己得以安享晚年，就连他的儿子也凭借其余德得以善终。可他的儿子桓子（黡），骄横奢侈、贪得无厌、违法乱纪、肆意妄为、借贷牟利、囤积财物，无恶不作，就算是怀子（栾盈）一改他的作风，发扬栾书的美德，也未能幸免于难。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可谓荣宠备至。然而他依仗着财富和宠荣，骄横跋扈目空一切，结果自己被杀，他的宗族也被灭绝。可见德行对于家族存亡才是至关重要的，其究竟不在于你财富的多少。如今你有栾武子那样的清贫，我认为你也能具备他的美德，所以向您道贺。如果您不去忧虑自己的德行，反而因为财物不足而忧虑，我恐怕就要早早地为您准备哀悼了。”
  
 据说韩起听了之后，急忙下拜稽首，向叔向说道：“在我韩起行将灭亡之际，您一语惊醒梦中人，保全了我。这不仅仅是对我韩起一人的恩德，也是我先祖桓叔以下所有子孙，都要感恩戴德的。”
  
 《国语》的故事大多都是这样一个套路，不管最终的结果究竟为何，在《国语》中都会有个大团圆的结局，听到谏言的人一定会对其中的话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然而现实的生活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人们不会总是因为听了一句谏言就从此飞黄腾达，也不会因为不听忠言而从此走上歧途。韩起自然也不会听了叔向的话，从此以后就修为德行，再也不去贪恋权位。但时人之所以拿韩起来做文章，至少说明在当时，韩起地位的窘迫是众所周知的。
  
 在栾氏被灭后形成的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都是在献公、文公时期就开始发迹的旧族，智氏作为中行氏的近亲兴起于景公时期，这些家族经过逾百年几代人的努力，历经了多少波折和内战，早已家大业大地位稳固了。魏氏虽然晚至悼公时期才出任正卿，但由于其先祖魏犨有从亡之功，且魏氏在秦晋接壤的要害地带，长期承担抵抗秦人的任务，也早已有了庞大的财富积累。赵氏更是如此，尽管有过下宫之役的劫难，但到底是在赵盾时期积累了深厚的家底，经得起折腾。唯独韩氏，作为桓庄之族硕果仅存的一支，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一直都很低调。后来更是因为在韩原之战中被迫拉上了惠公的战车，又很不受流亡回国的文公待见，只是得到了“掌起近官”的虚职。
  
 到晋灵公时期，韩氏第五代传人韩厥，因受养于赵家而在赵盾的栽培下担任司马，总算是在军队中有了职务。但因为韩厥生性耿直，不太会逢迎做戏，甚至还犯颜杀掉了时任正卿赵盾和郤克的亲信，也因此一直不受重用，就这样在司马的任上一干就是三十年。若不是晋景公想利用公族对抗侈卿，起用韩厥上位的话，恐怕他就要老死在司马的职位上了。在韩厥为卿的十几年间，正是栾、郤斗争的激烈时期，韩厥为求自保，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即便是到悼公时期名列正卿，惯于低调行事的韩厥也未能为韩氏积累足够的实力，这其中恐怕也有旧卿集团掣肘的因素在里面。
  
 韩厥为了扭转颓势，决定以退为进，他将正卿之位让给智罃，同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让韩起越过栾黡、魏绛等人直接进入上军。韩起为了能在卿族的内斗中生存下来，继续采取了亲附赵氏的办法。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名利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若是自身实力不济，仅仅依靠他人的庇护终究是难以长久的，这是被晋国过往的斗争历程反复验证过的真理。过往的那些血淋淋的事实都在提醒着韩起，依靠同盟保全自己永远不是最为稳妥的办法，只有提升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为政之时谨慎行事，才能确保无虞。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没有坐在韩起位置上的叔向显然不能理解韩起的忧虑。而后来羊舌氏的遭遇，实际上也证明了叔向的观念早已无法适应当时的局势了。正是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让韩起不得不精心筹划，这也就形成了韩起的一个鲜明的个性特征：贪婪。
  
 因为韩起的贪婪，最晚到他去世的时候，韩氏的封地已经达到了七个成县的规模。这个说法出自楚人薳启强之口：“韩赋七邑，皆成县也”。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薳启强的这番言辞出自晋平公二十一年（537BC）的记载，其中提到了韩氏的族人邢带，但彼时申公巫臣之子邢侯依然健在，邢地归于韩氏，不可能早于邢侯被杀的晋昭公四年（528BC）。因此薳启强的言论很可能是著书之人根据后来的情形追述的，刚刚担当执政不久的韩起，应该没有那么多的封地，否则也就没有“忧贫”这么一说了。根据薳启强的这些说辞，当时晋国成建制的县——除了韩氏七县及羊舌氏两县之外，还有大约四十多个——总计有五十几个，韩氏的封地大概占到八分之一左右，已经基本上可以达到六卿保有封地的平均水平了，这些土地也就成了韩氏后来能够三分晋国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