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1. 刘晏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刘晏改革的内容
1、改革漕运
刘晏首先组织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师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大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船工由经调为雇募。改直法为段运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建转运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运粮效率，杜绝了翻船事故。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
2、改革盐政
首先大力削减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官收、官运、官销为官收、商运、商销、统一征收盐税。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为防盐商哄抬盐价，在各地设立常平盐仓，以平盐价。
3、推行常平法
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经济情报网。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
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水旱民散。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
刘晏改革的意义
他的改革发展了生产，安定了人民生活，史书上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20年中，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
他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

扩展资料
刘晏，是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信奉道家。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刘晏才七岁时，被选为神童，八岁就做了太子府的文字典籍方面的校对官。
刘晏最先得到玄宗的赏识，故事发生于李隆基效仿先列去泰山封禅之时，趁这个时机，刘晏呈上了《颂》一书，内容是皇上治政有方，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的溢美之词。借着幼童形象，猎奇且清奇，于是就引起了玄宗的兴趣，决定看看这书。
唐玄宗于是让宰相张说去考考他的学问，结果刘晏四书五经，对答如流，作对子也信手拈来，还写得一手好字，小小年纪，如此了得，真不愧神通之谓，于是，李隆基就把他带回去了。
刘晏的功绩主要在于他的理财之能，他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要职，管理财政达几十年，效率高，成绩大，被誉为”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的著名理财家。刘晏主持唐政府财政工作前后的二十年间，他极其机智地处理经济管理工作，工作有声有色。
广德二年（764年）刘晏开始办江、淮漕运时，唐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大历末，就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万缗，增加的部分，十分之七来自江淮盐利。他贯彻“以爱民为先”和重视生产的理财方针，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稳定民生。
广德二年，唐政府所统辖地区有户二百九十三万，到大历末年，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前后增加了九十万户。所增加的户口，都是在刘晏管辖经济的地区内，这都得益于刘晏卓有成效的工作。
刘晏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就，必然受到惯于对人民“竭泽而渔”的昏聩官僚的抵制、反对和仇恨。为了使自己的主张能顺利推行，刘晏不得不在一些小的方面向他们妥协，但在原则问题上，却毫不退让。
权贵们视刘晏所管辖之事为鱼肉人民的美差，又为了干预和控制刘晏的工作，因此总想把子弟亲友安排到他们的部门里。刘晏对此类事情的处置很讲究方法，给这些人以丰厚的薪俸，而不让他们处理事情，这样既可以部分地满足权贵们的要求，将压力大大减少，又可使财经工作牢牢掌握在可靠而有才干的人手里。
即使这样，他与权贵们之间的矛盾无法彻底消除，最终被奸相元载的党羽杨炎诬陷害死。
刘晏死于唐德宗时期，德宗任用奸相元载的余党杨炎为宰相，杨炎发现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于是仗着德宗的宠爱，杨炎开始报私仇，极尽挑拨之能将刘晏贬出京师，并伙同荆南节度庚准，擅造刘晏造反。德宗听信谗言，于780年7月下诏赐刘晏自尽，其属流放江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刘晏

2. 刘晏的经济改革

由于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千疮百孔，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财政极为困难，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几件大事： 史书说：“安史之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费不资，皆倚办于晏，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刘晏为挽国家之倾危，解人民于倒悬，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夜分。他饮食简素，室无婢，死时只留下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在官吏贪暴的封建社会，一个理财大臣，两袖清风，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他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才二百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到了779年，户口增加到三百万户，财政收入达一千三百万缗（其中盐利过半），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历史贡献他懂得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史书上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3. 司马光(刘晏理财)文言文翻译

出自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的《刘晏通敏精悍》
翻译：
刘晏当初担任转运使时，一直用高价招募擅长奔走的人，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不用几天都能送到转运使官署。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衡标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
刘晏还认为：住户和人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管理财务，总把关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至一个月，必须记录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能丰收的端倪。
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的时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住户人口增多繁衍起来。在刘晏任职的初期。
钱财赋税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卖办法来增加军需国用，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
在刘晏任职之前，把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水流湍急凶险，大致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根据各处的不同特点，依据各地的便利条件，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负责漕运的士兵。
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处，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沿着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从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在扬子这个地方造船。
每造一艘船，付给一千缗钱。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做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
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品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这些人不厌烦细细地计较一分一毫，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
原文：
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
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晏于扬子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

扩展资料
相关背景：
刘晏提出，要增加财政收入，前提是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资治通鉴》称刘晏“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这是一般官员做不到的。
理财常以养民为先，首先是心中有百姓。增加财政收入，要善于利用商品经济，熟悉市场行情。在他看来，到处都有增加收入的门路，关键在于能否发现和利用。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也就是收税要顺应民众的需要，不是一味搜刮人民。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所以在盐利上征税，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
人物简介：
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唐代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实施了改革榷盐法、改革漕运和改革常平法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全唐文》、《全唐诗》录有刘晏的作品。

4. 刘晏理财全文翻译

刘晏(716—780)，字士安，山东东明县人。
　　在唐肃宗时代，刘晏历任彭原太守、华州刺史、河南尹、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等职。公元762年，刘晏任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转运使，分管财政。当时唐朝的经济十分萧条，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任转运使。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刘晏接办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运废弛，造成关中粮食困难。由于刘晏曾做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对民众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同情。因此，他要竭心尽力完成这一使命。
　　他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民众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
　　刘晏在办理漕运的同时，着手改革盐政。他首先整顿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历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后来，刘晏推行“常平法”，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读书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中央。刘晏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收地区，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
　　刘晏任人唯贤。其传记载说：“晏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选用了几百名各种专才和实干家，分布各部门及各州县把关。他以精明能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作为用人的标准，为国家培养、选拔了一大批理财专家。
　　刘晏勤于政事，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件，常常是夜以继日。他饮食简素，室无婢，死时只留下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在官吏贪暴的封建社会，一个理财大臣，两袖清风，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5. 翻译文言文:《刘晏理财》

刘晏又召募善走的人，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山东东明县人，选择勤廉干练的读书人作知院官：“晏常以办众务，这样既救了灾。　　刘晏勤于政事，平抑物价。　　在唐肃宗时代，贱价出售。当时唐朝的经济十分萧条，减少了损耗、汴口。他以精明能干，心里还在筹算账目供译文参考。刘晏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然后加价卖给盐商，训练军士运粮，使江船不入汴水，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每旬，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收地区，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门下平章事(宰相)，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分管财政。　　刘晏在办理漕运的同时。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管理诸巡院。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室无婢、廉洁奉公作为用人的标准。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饥则贱与”的办法，常常是夜以继日、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防止了谷贱伤农，分布各部门及各州县把关、庄稼好坏的情况，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盐法。由于刘晏曾做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刘晏(716—780)。在官吏贪暴的封建社会、忠于职守，兼任转运使，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　　后来、选拔了一大批理财专家，发展生产，一个理财大臣。他饮食简素，刘晏任京兆尹，刘晏接办漕运。公元763年。他首先整顿了盐监，字士安、河阴。　　刘晏任人唯贤、盐场等盐务机构，着手改革盐政，还刺激了生产。”他选用了几百名各种专才和实干家，造成关中粮食困难，在于得人，刘晏推行“常平法”，每十船为一队。政府收取的盐利，降低了运费，几十年如一日，免除了民众的劳役，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他用“丰则贵取，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中央。他上朝时骑在马上，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死时只留下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到大历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河南尹，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因此，对民众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同情，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两袖清风。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又不损国用。其传记载说。公元762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军官负责押运，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漕船。当时漕运废弛，并根据这些情报，为国家培养，汴船不入黄河，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他上任后，他要竭心尽力完成这一使命。为此又在扬州；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件，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户部侍郎领度支转运使，调剂有无，河船不入渭水。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呕心沥血，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华州刺史，刘晏历任彭原太守，以备转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开源节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等职。

6. 天资而成功 事例200字左右就可以

安史之乱 唐玄宗逃命时碰到他 当时十岁 唐玄宗说这孩子这么聪明将来会是国家的栋梁 将他带回长安 
 刘晏（约公元716—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东明县）人。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刘晏七岁举“神童”，八岁时唐玄宗封泰山，因献《颂》，授太子正字，据《东明县志》记载，刘晏十岁那年，“一日玄宗御驾勤政楼，大张鼓乐百妓，罗列教坊，有王大娘者，能戴百尺竿，竿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歌舞”。这时刘晏被唐玄宗诏于楼中，“使贵妃施粉黛如巾栉”，打扮停当，玄宗目视刘晏发问，“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时弊，真不愧是有风趣的字谏。接着贵妃又让刘晏针对勤政楼下百戏争新和王大娘头戴百尺竹竿的精湛表演作诗。刘晏应声吟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尤自嫌轻更着人。”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和嫔妃等人的一片赞颂。为此，唐玄宗赏赐了刘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领黄纹袍。
       刘晏少年时期十分勤学，少年时期才华横溢、名噪当时。宋代王应麟在他的《三字经》里写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把他树立为当时青年才俊学习的榜样。
       刘晏在肃宗时代历任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晋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为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统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公元762年，刘晏任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转运使，分管财政，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门下平章事，兼任转运使。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改革漕运。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任命刘晏接办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运废弛，造成关中粮食困难，饥荒四伏。由于刘晏曾做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对人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同情。因此，给宰相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表示要竭心尽力完成这一使命，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和勇于承担重任的献身精神。他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十万石。
       第二件事是在办理漕运的同时，着手改革盐政。他首先整顿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  盐法。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厉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运费用和政府各项开支。
       第三件事是刘晏推行“常平法”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经济情报网。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由于刘晏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水旱民散。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他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  给。”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刘晏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实行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晏任人唯贤。其传记载说：“晏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认为：“士陷赃贿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荣显，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所以“他勾检书出纳钱谷，事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其属官虽居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无敢欺绐者。”他选用了几百名各种专才和实干家，分布各部门及各州县把关。史称“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他以精明能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作为用人的标准，的确是难得可贵的。由于刘晏培养选拔了一大批理财专家，所以，他指挥的庞大理财系统，如臂使指，运动自如。直到他遇害之后，掌管财赋有声望者，大多是刘晏选拔出来的人。
       刘晏雷厉风行。史书说他“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一日中决之”。他办事还处处从长远考虑，他说：“成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他为了解决关中吃粮困难的问题，官办漕运，在杨州开行用几十年也不坏。他死后五十年，继任者造船，不给羡余“船益脆易坏，”于是漕运陷入瘫痪。
       刘晏廉洁奉公，提倡名节。史书说：“安史之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费不资，皆倚办于晏，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刘晏为挽国家之倾危，解人民于倒悬，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夜分。他饮食简素，室无婢，死时只留下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在官吏贪暴的封建社会，一个理财大臣，两袖清风，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他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才二百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到了779年，户口增加到三百万户，财政收入达一千三百万缗（其中盐利过半），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功高犯忌，廉洁遭妒，正直的人常常被冤屈而死，刘晏没有逃脱这一封建 痈造成的灾难。公元779年，唐代宗死，唐德宗即位。唐德宗是一位性情急躁、猜忌无情、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他任用奸相元载的余党杨炎为宰相，杨炎发现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便于780年进谗言，将刘晏贬出京师，并使唐德宗下诏杀死了刘晏。“刘晏无罪被杀，大家都为他呼冤。”后唐德宗迫于情势，杀死了杨炎，刘晏得到了历史的公断，人民刻石以传。《旧唐书》、《新唐书》、《东明县志》均有记载

7. 唐朝后期财政经济改革措施

1、主动利用商品经济的规律指导经济工作。
这绝非有意拔高。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刘晏以前的封建统治者和经济改革家，包括汉代著名的桑弘羊，基本上是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动利用商品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特别是借助民间的商品经济力量发展生产，刘晏是第一人。刘晏形成这种思想，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来自他几十年做地方官期间对唐朝经济状况的深入的调查了解，和他对历代经济改革、理财工作的研究。从中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
他既重视举办官办商业，又重视并善于借助私营商业的力量组织好重要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他与历代所采取的抑商措施相反，在他主持大唐经济工作期间，采取了许多便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增加了经济收入，充实了国家财政。他的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食盐的专卖中。唐初,承袭隋朝旧制,开放盐禁,对盐不实行专卖,也不收专税,商人从中发了大财。这种情况几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安史之乱后期,第五琦掌管财政工作，实行了食盐直接由官运官销的加价专卖政策．这与管仲、商鞅、桑弘羊等实行的专卖政策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食盐专卖中，由民制民销，直接改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比以前加价十倍），完全排除了经销小量食盐的小商人。这样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广泛增加盐官，大大增加了人员开支，再加上贪污腐败，经营管理不善，对农村供应不畅等，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刘晏整顿盐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制度上对食盐专卖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即改直接专卖制为间接专卖制——“就场专卖制”，决定全面放弃官运、官销，而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新形式。国家只掌握头道批发，小批发和零售统统放给商人去做。（说到这里，我们似乎觉得这种方式与如今的“抓大放小”有一些相似之处。）为此他制订了有关配套政策，一是统一税收政策，对食盐只在产地寓税于价，向国家统一交产地税，而不再交纳运输、销售过程中的流转税。他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实施，还特地请代宗下旨严令地方官吏和各地驻军不得对过境食盐层层征税。这样就减轻了商人贩运公盐的额外负担，降低了运盐的成本，便利了食盐的正常流通。但是，刘晏借重商人并不是放手不管，而是在商人不愿意去的偏远地区专门调运部分官盐设立“常平盐”。如果商人不来，食盐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就以平价把官盐抛售出去，供应当地人民的需要，平抑了市场盐价。
    2、富国而不敛民的指导思想。
    刘晏在经济改革中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他懂得财政收入的根本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而反对单纯聚敛，他所做的只是在民众能容忍的范围内为国家谋取大利。史称，刘晏“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他自己也说“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这个意思就是要休养生息，给人民一个安定生产、生活条件，让农家能男耕女织，安居乐业。这是把财政建立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的一种合理的思想，有别于单纯财政观点。他从农村增加税收，不是靠加重农民的负担，而是靠增加农村户口废品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而取得。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举办常平，调剂民食，稳定粮价，既防止谷贱伤农，又防止谷贵伤民。也正是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通过合理的方式，来安定农民的生活，保护农业生产，培养税源。财政、商业政策已被他作为扶植生产发展的积极手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减轻农民负担。这和传统的轻徭薄赋相比，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步。这一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刘晏在租税原则上，非常注意人民群众的纳税情绪，操作上尽量科学，尽量通过商业方式而不是直接向老百姓伸手要，以不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为原则，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纳了税，而国家也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收入。这样的理财方式，比起来单纯的强制性的增税形式来加重农民负担，确实要“高明”、“巧妙”得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农业之外，也同样贯彻了他非常重视生产的理财思想。如，他深知制盐不简单，要靠天时，产量、质量受天气影响甚大。他就下决心改进盐业生产，根据各个季节天气情况，随时告诉盐民们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并经常派官员到各地去，指导盐户们提高制盐技术。这几乎是封建时代利用国家机关的行政力量推广技术的一个鲜见的范例，这在还没有出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先进思想的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刘晏的卓越才能也由此可见一斑。刘晏关心农业生产的事迹在《新唐书•刘晏传》《旧唐书•刘晏传》和《资治通鉴》中多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述。
3、浓厚的重商思想
重商的思想虽然并不是刘晏开的先河，但这一思想却在他手里发扬光大了。刘晏重视商业的目的，仍然在于他的一贯的把商业作为经营手段增加财政收入，充实国家财政的思想。由此出发，他大力发展食盐专卖，及常平、平准、均输等官营商业，正是他理财思想的核心。和他以前从事的官员相比，他对商业的管制相对较松了一些，他在重视官营商业的同时，又注意适当利用了私营商业的销售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使商品远贩深销到城乡市场，并节约了官府自己广设机构增加的人员开支，减少了官僚机构经营商业时的效率低、浪费大、贪污中饱和扰民严重等各种问题。同时，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大张旗鼓地对私营商业实行优惠政策，如取消了原来对商人户加二等征收户税的规定，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便商措施，使当时商人们感受不到“三乱”之苦。他的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私商的积极性，促进了当时商业的一定程度的繁荣，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刘晏是把国家的经济活动和私营商业的经营活动都作为重要经济成份来考虑的，从这点上看，颇有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味道。当时，在那样一个时代，刘晏能够这样想，又能那样做，没有一点革新的精神确实是做不到的。
4、商品交换意识强，重视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刘晏在一生的改革生涯中，十分重视商品交换，他的很多工作都是靠商品交换来推动的，商品交换成了他进行改革的一个常规手段，把很多本该靠征发徭役来办的事情，统统变成由政府出钱雇人来办。由此，他十分重视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坚持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力主货币稳定，物价稳定，既反对通货膨胀，又反对过分紧缩的政策。把货币视为商品流通的工具，而不当作财政搜刮的手段。重视货币经济的刘晏，坚信以钱付酬的雇佣劳动，优于无偿的、超经济强制的封建徭役劳动。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如唐代官营手工业中多以无偿劳作为主，至刘晏时在主要的如造船业全部采用了雇佣劳动制，在官炉铸钱、漕运、驿递、商情（主要是各地的粮价、物品价格情况）速递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并且在付酬上相当优厚。在救灾上面也体现了刘晏的这种思想。对各地的灾情，他不赞成搞单纯的财政赈济，而是通过扶持群众发展农村副业，并通过由政府收购灾民的土产杂品（这些东西主要供应军需）来代替直接的财政赈济。
应当说，刘晏的改革，特别是他重视货币经济的倾向，顺应并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可以认为是划时代的贡献，不仅史无前例，而且后来者中也多有不及者。
5、重视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刘晏掌管财政经济数十年间，他创造性地发挥了前人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经验，在宏观调控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前面已经提到的控制盐价的做法等就是明显的例子。特别是在他负责常平期间，更是把稳定物价主要是粮价，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深知，粮食这种重要商品，价格一定得控制在国家手里，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吞吐物资，调节供求，使粮食价格波动局限在有利于生产和消费的幅度之内。他根据各地每月报来的雨、雪、丰、歉情况和市场粮价变动情况，决定采取相应措施，“丰则贵取，歉则低与”，在市场价格正常时，则由官府收购一部分储存起来，以备歉年调 用。通过这些措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唐朝的粮食市场十分稳定，百姓和国家都获益匪浅。继粮食工作做出成效后，刘晏又进一步把其他主要商品的供求调节和价格稳定列为要担负的任务和达到的目标。常平的原则在他手里得到推广应用，这可以算刘晏的一个创造。因为前代常平仅限于粮食，在他这里常平的概念被大大地拓展了。
要掌握市场价格控制的主动权，必须及时了解市场的动态变化。但当时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报，通讯问题还真是个问题。但聪明的刘晏还是想出了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改革通信制度,靠快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情网，以求做到决策时心中有数。过去，邮递是靠徭役来维持的，由富户来包办，名叫“捉驿”，驿夫们生活很苦，邮递效率也不高。刘晏就改派官吏来主持驿站，并高价招聘“驶足”（也称“疾足”），并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待遇，以激发他们提高工作效率的积极性。结果，邮递效率大大提高，信息不灵的状态一举改变。“自诸道巡院至京师”，“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即知”。举凡粮价变动，百物行市涨落，四方物资余缺，都是通过这些快马加鞭的飞毛腿，一站接一站地传向京城。依靠这一灵通的商情网，刘晏在京城就可以及时地了解其他各地区的市场情况，市场的物价控制权牢牢地控制在他手里，对各地吞吐物资调节供求进行着有效的指挥。粮食和其他重要商品的价格没有太贵、太贱之忧，市场得以常保稳定。史称他“能权万货轻重，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得其术矣”。刘晏能在一千多年前，在那样一个时代，就如此重视信息的价值，并在操作上有如此建树，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对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是个很大的启发 。

8. 隋唐英雄4中第几 集小李治和吴王一起去救皇上

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严厉告诫，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15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汉高祖刘邦临终前特地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要他日后一定要照顾好他曾经欲立未果的赵王如意；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时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的原因是为了能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想来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话，又如何会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甚至如同某毛所说的那样李恪就一定是英物，李治就一定是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事实上看看某毛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高宗李治最年长的皇兄，德行比起下面几个弟弟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何况当时的唐人并不觉得李恪是冤枉，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如果唐太宗经常说李恪类己却又不给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此举根本不是在爱李恪而是在害李恪。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降级为了都督。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时，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而其他犯过远比踩庄稼更严重错误的皇子们，也从来没有遭受过如此严厉的惩罚。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些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就这样，还能说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