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出自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意思就是：善于理财的人（指财政部长或国君），不增加老百姓的税赋，但是国家用钱需要的地方都安排的很好并且还有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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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王安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续资治通鉴长编》

    （1）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2）王安石：减轻农民差役负担，保证农民生产时间。（3）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增强军队战斗力。   

3. 王安石采取哪些措施确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采取的措施：
1.青苗法
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2.募役法
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3.方田均税法
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清丈出大量隐瞒土地，增加了政府收入；部分农民免除赋税，得到实惠。
4.农田水利法
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水利工程广为修建，保证了灌溉；耕地面积增加， 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税收增加。
5.均输法
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

扩展资料：
王安石变法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

4.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什么意思？

希望对你有帮助：这是王安石的理财思想，人民的赋税不增加，而国家可用的钱很充足

5. 材料一 司马光：眼下国用不足，灾害频频发生，应当减节冗费。王安石：国用不足，因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1)是节流还是开源。赞成司马光的观点，但又按王安石的观点执行。(2)王安石认为免役法最重要。作用：增加了官府收入；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有利于发展生产。(3)改革侧重于经济与军事；用人不当；性格固执；改革危及民众生活，造成社会动荡。   

6. 王安石变法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具体原因如下：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间，由于“三冗”而造成的财政及社会危机已经是很严重了，“变法”越来越成为众多士大夫的心声，1043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天下的范仲淹就在宋仁宗的支持进行了“庆历新政”，在革除“三冗”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获得了更多的士人的支持而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王安石就是在这样大好情况下登上变法的舞台的，但又失败了，其中的原因何在？
    首先，翻开中国古代变法史，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其他的变法，我们总是能感觉到变法的涉及面大的惊人，无所不包，并且期望变法的时间是越短越好，好像一下子能够通过几年的变法把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问题全部解决是的，总认为“变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灵丹妙药”。对变法期望过高，且对其长期性认识不足，急功近利，这总是中国古代变法难以克服的弊病。
    在变法之前，王安石对他的变法宗旨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变法的关键在于“理财”，“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他一再鼓吹“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们姑且不说这种论断在当时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正确与否，但无疑王安石的调子太高了，虽宣传了变法，但也招致了更多的后患。本来社会危机是越来越重，农民起义几如欧阳修所形容的“刚去一伙，又来一伙，惶惶不可终日”，由此人们对变法的期望就远远的超出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极限，但王安石还要利用变法“恢复汉唐盛世”，这简直就是大言欺世，痴心妄想么！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士大夫来说，既然王安石这样鼓吹，他们也就把王安石的大话当真了，哪怕发现一点新法有危害人民的地方，他们就要求改正，而无论是多好的措施，不可能没有一点瑕疵，对于士大夫们的近乎求全责备的要求，王安石绝对是难以满足的。同时，王安石变法的涉及面有太广，不但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等农业方面的变法，而且还有保甲、将兵法、“太学三舍法”等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法，真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为了堵塞士大夫们铺天盖地的批评，王安石又人为的加快了变法的速度，妄想几年内就达到自己预想的结果，怎么不急功近利呢？这样的最终结果会怎样呢？新措施一推出，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变样而“民皆怨”，就会招致批评，时间长了，王安石也心灰意懒了，再加上变法领导集团的分裂，不失败也难啊！
    第二，由于变法的急功近利，王安石变法中的“生财”措施特别是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实施中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取财”的募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却是实施的非常坚决。农田水利法在实施过程中，兴修了大批的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利民最大，但却不是新法的重点所在，实施很不得力，因此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不多。与之相应，方田均税法结局更加的可悲。本来此法是为了解决“田赋不均”而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五等按肥沃程度重新定税，这对广大民众应该是最有益的，但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剩下的诸法都是对人民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而王安石却总是有“今岁增赋三百万”之类的夸耀，后来王安石的继任者章敦在新法恢复后，专以追求增加财政收入为能。在王安石变法的十几年里，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在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新法对人民的危害是多么巨大！
    第三，变法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是苛刻的，不是适当者变法还不如不变，同时，变法也是要讲究方法的，方法错误，肯定是越变法情况越糟糕。但反观王安石，我们不能不认为其驾驭变法的能力是有严重缺陷的。王安石少年即有盛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文章见解千古奇绝，发人未见之思，在变法前，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受其官，唯患其不就也”。但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反对新法，虽然这多少与文人相轻的积习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归因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不肯从建如流。同时，王安石选用的变法领导集团无疑是问题多多，主要助手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在变法遇到挫折时，就结党陷害王安石企图取而代之；曾布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见神宗怀疑新法，即迎合之，否定市易法，引起新党内部分裂。此外，王安石“结党为援”争权夺利，对以后产生了恶劣影响。苏轼反对新法害民，本是一翻好意，但新党却制造“乌台诗案”，几陷苏东坡于死地。由于结党，蔡京此类大奸臣最终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酿成北宋末年的腐败局面；由于结党，使本为变法服务的争权成为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以至变法却成为了这种争权夺利斗争的点缀品。
    变法是一个大工程，要统揽全局，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不能急功近利，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要讲究方法，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变法成功的关键。综观中国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外，几乎所有变法也就那样的几招而已，几千年的变法大戏虽然一直在演出，演员也在不停的更换，但剧目却是一如既往。正如鲁迅所描述的：“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试想这样，有什么变法能够成功呢？

7. 阅读下列材料：神宗熙宁元年……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王安石曰：“……国用不

     （1）他认为北宋国用不足是因为缺乏善于理财者。理财措施：实行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等。（2）通过变法，政府的收入大为增加，各地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不少荒地辟为良田，军事实力也有所增加，在一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由于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更主要的是，新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宋神宗死后，保守派司马光主政做宰相，新法被废除。（3）改革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阻挠，不可能一帆风顺，要充分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的措施要针对实际情况，行之有效，推行改革过程中要用人得当；改革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第（1）问的回答要结合王安石变法中富国之法的具体内容；第（2）问涉及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和新法被废止的原因；第（3）问启示的概括只要结合变法的相关知识，言之有理即可。    

8. 司马光字君实的全文及诗意及注释

　　1、原文：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
　　同知谏院。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遣舅氏，义不藏于家。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
　　帝崩，赴阙临。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后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节选自《宋史·司马光传》）

　　2、翻译：
　　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年他刚二十岁。他不喜欢华丽，在参加闻喜宴时，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朝廷授予他奉礼郎一职，因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便请求任苏州判官以便能侍奉父亲，朝廷答应了。
　　他与别人一同负责谏院工作的时候，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家，坚决不肯留在自己家里。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被罢官，让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了官职，那么御史中丞我现在不能担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值日后，再来就职。”皇帝答应了。
　　掌管政务的官吏，认为河朔一带天旱歉收，国家用度不充足，请求在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黄金绢帛之类。皇上下诏让学士们议论这件事。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同时被召见，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约用度，应该从贵戚和近臣开始，这件事可以这么办。”王安石说：“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财用就能够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和各种物资，不在老百姓那里，就在公家，他们设法掠夺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厉害。”对这个问题，群臣们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然而暂时不能允许。”
　　王安石开始主持政务，施行新法，司马光坚决反对，上书陈述利害。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就呆在家里请求辞职。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因为我狂妄直率，也许对国家有点好处。如果仅仅是用俸禄和职位使我荣耀，而不听我的意见，是将官位当作私恩，而不是真正任用人。我只是凭俸禄和职位使自己荣耀，却不能拯救百姓于灾难之中，这等于是盗窃国家的名位和车服仪制来为自己谋利。”王安石出来主持政事，司马光于是获得请求辞职的机会，于是离开了京城。他居住在洛阳的十五年，天下人将他当作真正的宰相。
　　皇帝逝去后，司马光赶到宫殿。他所到之处，老百姓拦在路上聚集围观，以至于马都不能通过，大家说：“您不要回洛阳了，就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
　　后来拜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想要以身报国，于是他亲自过问所有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病危将死之时，他已不再有知觉，然而他对别人仍然恳切教导，好像是在梦中说话，但所说的还都是朝廷、国家的大事。这年九月，司马光逝去，终年六十八岁。
　　司马光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去探望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