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彦的主要经历

1. 王乃彦的主要经历

1949年，全国解放时，王乃彦正上高中，那是一个少年开始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时候。他在参加土改运动中所受到的教益，一直延续到2000年前后担任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理事长时。195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一年正是全国院系调整，全国最好的物理教授合并至北大，是他享受到最好的师资教育。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原子事业时。王乃彦又成为中国核科学首届毕业生。从此他的科学之路就与我国的核武器研制，核科学事业的发展交织或重叠在一起。1955年，大学三年级。分专业的时候，本来要学无线电电子学的王乃彦被分配学习原子能专业，当时叫北大六组，代号546。大背景是1955年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开始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秘密历程。让一批大学生改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充实核工业研究力量。王乃彦就成为其中最早的一名。1956年大学毕业后，王先生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的钱三强小组，钱三强先生是他的组长，做中子能谱学研究。

2. 王乃彦的学术生涯

1959年，又一次幸运，降落在王乃彦身上。在原子能所工作的三年中，钱三强先生曾亲自去听王先生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学术报告，在推荐王先生前往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事情上也是钱先生拍的板。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是当年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兴办的研究所，主要进行核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简称“联合所”。参加的国家有苏联、中国、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秋冬起，中国先后由中国科学院从全国各地区选派了130多位科学家和青年赴联合所工作，他们中有王淦昌、张文裕、胡宁、朱洪元、周光召、何祚庥等。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1958-1960年期间的副所长。第一次把王乃彦的材料寄到联合所，竟被退了回来，附言写的是：请你们派有学位的人来。钱先生把王乃彦叫到自己办公室，说，“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还是你去。我又把你的材料寄回去了”。在钱先生的坚持下，对方同意了。所以，作为第二批人员，年仅24岁的破格获得资格的他1959年开始到联合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工作了6年时间。当时正是王淦昌先生在那里做副所长任届期满，准备回国的前夕，王老亲自领着他去见当时实验室主任、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克院士，两位科学大师在非常友善的气氛中对他的工作做了安排。他永远记得获得诺奖的室主任的一句话：并不是老师所有讲的话都是对的。后来，钱三强去苏联开会参观王先生所在的实验室时，问他的室主任，王乃彦工作表现怎么样？你们满意不满意，室主任回答说，“我很满意，但你们满意不满意，最后如何等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了。”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乃彦他们在苏联得知的消息，非常激动。他们希望回国以后参与其中。由于中苏关系破裂，1965年王乃彦及所有在研究所的中国人员全部撤回到国内。这使得王先生有机会真正在一线参与第一颗氢弹的科研工作，有机会与王淦昌先生重续师生缘。这使他高兴得不得了。王先生回国之后的科研是从二机部九院位于青海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开始的，著名民歌作曲家王洛宾生活过的地方。这里海拔3500米。王乃彦主要从事核武器实验中近区物理测量工作，以便了解武器的性能并在今后得以改进。他们任务的关键点是要确保找到试爆成功或失败的真正原因。在实验部的王先生参加试验的时候多数都要承担回收的任务，要穿着“猪鼻子”一样的防护服到场地去回收。“我那时候还年轻啊，不知道搬了多少铅装。”他把核物理的方法以及数学的方法应用到核武器测试上，包括能普测量。解决了数学计算上的一些困难。这些科研上的突破，当时是极不容易的，没有来自国外的任何资料。完全依靠自己的钻研。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70年代以后，为了解决一个时间方面的数学问题，王乃彦看了很多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恰巧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王乃彦作为九院6个代表之一带着这个题目上会了，周光召和于敏也是会议代表。曾经作为王先生大学时辅导老师的周光召数学很好，周先生开会期间竟然把最关键的几步推算出来了。“我真佩服他，”王先生说。如今王先生所有的笔记资料都在九院保密室，这几张演算纸自己保留了下来。虽然他们身处测试站，回收测试设备等工作承受着核辐射的危险；虽然他没有给三个女儿更多生活上的照顾；虽然也有许多政治上的无奈，但在九院工作了15年，先青海后四川的他说，“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那里，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

3. 王乃彦的介绍

王乃彦，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福州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核学会理事长，核工业研究生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参加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据。在对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结构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为核武器的设计、试验、改进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数据。在我国开辟并发展了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

4. 王乃彦的个人成就

王乃彦领导和参加了核武器试验中极其重要的11种近区物理测试项目，对探测器系统的响应函数、测试数据的解卷积的复原处理等重要问题做了创造性研究，促进了我国核武器设计和测试技术的不断改进。对惯性约束核聚变领域的物理和技术问题做了系统研究，在高功率脉冲技术、束流物理和束靶相互作用诸方面取得在国内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电子束泵浦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的研究中，激光输出能量达106焦耳，能量抽取效率达国际水平。同时在大面积非箍缩型电子束泵浦技术、大孔径氟化氪激光振荡器、强流束流物理和高功率脉冲技术等方面建立了巩固的基础。 他一天无法睡够8小时，有人将他称为“永不停歇的发动机”，王老乐于接受这个称号，但是，当别人给他的“原子弹之父”的称呼，他非常严肃地指正说，绝对不能这么说，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引爆，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共同成果。1959年，前苏联成立了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王乃彦得以到苏联呆了6年，完成了多项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工作。他说，后来，中国方面找到他的室主任，问王乃彦在苏联期间工作表现怎么样？对方专家竖起大拇指回答说，“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他的能力怎么样了。”1979年年底，王乃彦调回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年初，日本大阪大学的核物理学家称他们测量出电子束在物质里的能量沉积由于存在双流不稳定性而增加了100倍。这个结论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王乃彦说，通俗地说，一旦确实如此，也就意味着，用电子束聚变的方法，几毫克的氘、氚就能等同于两百多吨TNT炸药的爆炸能量，而氘和氚可以轻易从海水中获得。1983年起，王乃彦开始用自己的实验方法进行测试，当时还有很多国家也在做类似测试。他多次实验证明，日本专家所称的有100倍是不对的，只有3～5倍。这一研究结果和美国国立圣地亚实验室的结果相符合。中、美的实验结果证明了电子束聚变是没有前途的，完全否定了日本大阪大学的结论。原苏联专家来现场察看时，很惊讶地说，“很难想象你们在这样的设备和条件下测试出了这样好的实验结果。我们的设备比你们好得多，也没有测出这样好的结果。”

5. 王乃彦的家世故事

2008年初，王乃彦等院士一行到天津大学参加有关科学教育的研讨，回京路上与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同行，这一次同行让龚克校长有了意外收获：原来王先生的哥哥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毕业，尚在读初中的他读了很多哥哥寄来的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照片，印象深刻，说起这些往事，龚校长连忙向王先生打听这些照片是否还在，他认为这是珍贵的校史资料。福建出院士。据了解，如今闽籍和在闽工作的院士多达110多位。像福建许多20世纪二三十年时代的家庭一样，读书的种子早在家庭的熏陶下就种下了，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惟有读书高”的信念是家庭生活的根。大舅和二舅都是学化工的，二舅当时是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的助手，从事制碱工艺。受此影响，王乃彦的哥哥姐姐都是学化工的。王乃彦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福州解放了。他从福州三中考到了福州一中，这两所学校都是福州最好的。高中时福州一中用的英语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原版英语教科书，价格比较贵。买书成为这个家庭做不到的事情。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在开课前想办法从别人那里借来了英语课本，将其中要上的课，用笔把单词一个一个抄下来，而王乃彦就拿着这手抄本去上课。父亲对他说，再艰难的日子也得念书。这手抄的课本，1952年王乃彦上大学时从家带到北大，可惜的是后来失落了。解放后，父亲成为福建农学院的教授，哥哥也大学毕业了。最重要的是待王乃彦上大学时一切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了，他由衷感叹，真好啊。

6. 王乃彦的人物评价

2004年，王乃彦先生获得该年度的“世界核科学理事会全球奖”，全世界仅有四人获此殊荣。这也是该理事会第一次把这个奖项颁给中国人。提起这个奖项，让我们发现王先生的另一个才华。1998年，担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的王先生被上级领导要求去竞选“泛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副会长”，无可选择之下，王先生前去加拿大参加那一届副理事长的选举，这里的规矩是副理事长在两年之后将自动升为正理事长。到会场之后，首先给王先生一个“突然袭击”：“请来自中国的核协会代表王乃彦讲话”，“这是显而易见的考你啊”，同行的人士说，有备而来的王先生整整讲了18分钟，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当上理事长后，王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革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并且花很大力量推广核技术的应用。他做的另一件事听起来却是不可思议。那就是开始重新好好学习外语，这是一个有意味又贯穿了从王先生初中时期到如今的故事。初三毕业的暑假，经济拮据的父亲还是省出钱来请人为王乃彦补习外语，父亲的办法如今看来依然简单而有效。买了两本原版的《汤姆索亚历险记》，老师一本，王乃彦一本，一个假期学完了这本书。高中以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学生们不学“美帝国主义的语言”，王乃彦记得教他们英语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时尚女老师，可是他们几个班干部却一起交了白卷。直到大学毕业，他的英语依然是初中水平。再次拿起英语，是1979年王乃彦先生调到原子能研究院以后，他知道英语重要，就参加院里组织的英语班。“研究还做不完，哪有时间学英语，英语就别学了。”王老有时也会说，但是80年代初的一次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深深刺激了王先生。邀请者请他们做学术报告，却因为英语不好，只能请美国人代讲。虽然后来的国际学术会议王乃彦可以用英文报告，但是最害怕的是提问和交流。所以，当选这个职位后，他知道要主持会议，要深入交流，一定要好好强化自己的外语。那一年他63岁了。每天早晨5点起床以后，晚上睡觉之前都是固定的学英语时间，走到哪学到哪。最多的时候一天学5个小时。200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曾经想还要不要继续学英语，毕竟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他说，英语对于他，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用自己的经历鼓励那些从小没有学好英语的人。2000年在汉城。王乃彦成为正理事长的时候，要在这里接过世界核理事会的大章，要发表正式的就职演说，这一天，他把写好的稿子交给秘书修改后，秘书指点什么地方要注意什么。正式演说开始了，王先生却脱稿而讲，现场发挥。与会者给与了热烈的掌声，秘书惊讶地说：“王，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领呢，我看你是个当官的材料。”王先生的投入、亲和力以及能力，赢得了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认可。他说，一个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想着为国争光。王先生1997年—2004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的主任时，同样用他的公心和妥帖的办法做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工作。王乃彦先生这一辈科学家已经把这些付出精神、爱国情怀“融化到血液中”，成为科研人生鲜明的烙印。最恰当的归纳正如当下最流行的句式，他是一个“中国式”科学家。

7. 王乃彦的人物简介

王乃彦教授多年来从事英语、国际贸易函电专业课程教学工作，担任市级精品课外贸英语函电课程负责人，具有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长期担任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受聘为全球教育者组织核心成员、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理事、天津市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担任天津市教委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专家组成员；天津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天津市河西区政协委员；天津市河西区人大代表。

8. 王乃彦的人物简介

王乃彦，核物理学家，1935年11月21日生于福建福州。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核工业研究生部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与同事们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据。在国际上对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结构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建立和领导开展了核武器试验中物理测试的许多课题，为核武器的设计、试验、改进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数据。在我国开辟并发展了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同时创建了相应的研究室。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