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金融账户与gdp之比得的是什么

1. 资本金融账户与gdp之比得的是什么

您好，资本金融账户与GDP之比得到的是国家或者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摘要】
资本金融账户与gdp之比得的是什么【提问】
您好，资本金融账户与GDP之比得到的是国家或者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回答】
都说以城市为例的话，一个城市的GDP算是一个流量，而这个城市的金融资本存款算是一个存量。【回答】
如果这个存量远远大于这个流量的话，那么说明这个城市的综合实力是比较强劲的。一般的金融存款是由央行进行统计的，这个是具有积累性的，城市经济运行是离不开自己的，所以这个金融存款储量越大，说明这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越好。同时，金融资本账户与GDP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回答】
2020-2022六月份韩国资本金融账户数据【提问】
2020-2022六月份韩国资本金融账户数据【提问】
这个资本金融账户是需要由韩国央行进行统计的，我们国内目前没有具体的数据。【回答】
2022上半年韩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数据【提问】
韩国海关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1-10月，韩国货物贸易逆差达355.50亿美元，上年同期则是顺差167.59亿美元。【回答】
2020-2022上半年韩国旅游、运输、建设、金融服务贸易数据【提问】
2020-2022上半年韩国旅游、运输、建设、金融服务贸易数据【提问】
韩国银行（央行）公布2020年经济数据显示，韩国去年GDP总额为1830.58万亿韩元，同比减少1%，22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民间消费和出口都出现了近年的首次负增长，分别同比减少5%和2.5%。服务业产值最多，约为1026.64万亿韩元，在韩国GDP中占比过半。但服务业产值在此前5年以3.06%的平均增速连年增长之后，去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减少1.2%。【回答】
经常帐户差额和GDP之比得到的是什么【提问】
经常账户余额为正说明贸易顺差，为负数说明是贸易逆差，只要保持在百分之4到5%的区间之内，就属于一个合理的平衡范围。【回答】

2. 如何认识金融资本与gdp之间的相互关系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在GDP占比持续维持在8%左右，高于新世纪初前几年近4个百分点，也高于这几年美国、英国等金融强国1个百分点左右，更高于日本、德国等金融结构相似的经济体。现阶段中国无疑已成为全球金融大国，但众所周知金融发展水平其实并不高，离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行业的GDP占比为何如此之高，此问题需要正本清源，深入分析

　　金融服务热潮的乱象对经济发展存在负面效应

　　无庸置疑，中国金融行业GDP增速高于国民经济增速，处于牌照垄断地位的金融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于一般工商业，非金融行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兴起了从事或开办金融服务的热潮。但在产融结合的持续冲动中，市场利率并没有因金融服务新主体的加入而下降，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获得融资难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通过调控释放的多数货币之水进入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常常被阻滞或阻断，相反多数从事金融服务的主体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的不良循环圈，即脱实向虚，甚至可以用自娱自乐来描述，特别是容易获得央行融资便利的大型金融机构，更乐于在同业间从事资金批发与零售游戏的套利交易。在创新表外业务的幌子下，在刚性兑付的幻觉中，资产管理、银行理财、同业交易存在杠杆过高、链条过长、关联过于复杂、结构无序镶嵌等乱象，非法集资屡禁不衰，P2P跑路和金融诈骗事件频发。

　　造成此类乱象的原因较多，如实体经济投资回报低于金融投资回报，社会上存在对多种融资渠道的需求，规避表内金融活动监管开展基于非利息收入的表外金融活动创新，新技术、新业态、新机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等。

　　从金融行业形成的GDP占比过高的角度看，40年来GDP有向金融行业密集的走向，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中国金融市场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和货币超发现象，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占比自然高于许多发达经济体，在特殊的金融结构和发展条件下，经济过度金融化一说又似是而非。

　　1。中国社会融资中债务性融资占比高，股权融资和其他直接融资占比低，其中债务性融资中又以银行信贷为主，利息收入自然在金融服务收入中占比较高。

　　2。非银行信贷融资如金融理财、资产管理存在链条长，中间环节多，创新的金融服务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运营成本较高。

　　3。市场利率居高不下。债券形式的直接融资服务同样链条较长，难以较大降低总体成本。民间借贷、基于网络的直接融资的成本往往高于基础利率1倍以上，且许多筹资主体如缺少资金创业的民间主体、国企、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业对利率敏感度不高。

　　金融肿胀的内在原因

　　从经济货币化的角度看，中国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所需要的货币媒介屡屡创出历史峰值不足为奇，但M2/GDP超过3倍，在全球各经济体发展过程中并不常见，显然属于货币化过度，使得通胀预期长期存在，加之全社会投资热度持续高涨，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又不很通畅，市场利率居高不下。

　　中国宏观经济杠杆过高，经济增长的债务依赖度或货币密集度高，与美国次贷危机后刺激性投资计划和没有管住货币总闸门有关。过去以GDP论政绩，国民经济增速调控重视刺激内需，中央与地方通过举债扩大基建投资拉动内需增长，典型的事例是4万亿刺激和地方配套的10万亿跟进投资，而社会投资往往又缺少硬性预算约束，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地方显性与隐性债务快速增长，政府部门的杠杆增长过快。国有企业往往享有更多的融资便利，占用社会大量信贷资源，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总体不高，利息开支大造成盈利水平不高。由于房价周期性的持续上涨，居民的杠杆也持续增长，同时消耗大量的储蓄存款，造成银行信贷发放赖以依托的传统储蓄存款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在此过程中，仅承担着货币投入或流动性的渠道作用，在资本约束和宏观谨慎监管下，其表内信贷的杠杆一直稳定在资本监管许可的倍数之内。为开发非利息收入来源、维持业绩增长，在监管部门的默认之下，往往规避资本约束在表外投融资领域进行“灰色”创新，这部分金融活动才是助推其他部门杠杆率上升的“元凶”。持续近十年的货币信用过度投放，企业和地方债务增长太快，导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国民经济出现了结构性杠杆过高的问题，至今还有不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积重难返。

　　从经济证券化的角度看，中国股市总值/GDP不到0.8倍，近两年还存在下降的苗头。中国股权融资占社会融资比重不高，有些年份还周期性下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上市企业分红现象不普遍，经济证券(股票)化明显严重不足甚至倒退。另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现象是债券市场打破了刚性兑付传统，不少企业债券到期无法兑付，地方债券或债务被逼展期。

　　社会各界都认识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融资的重要性，并投入了巨大的支持资源，但收效并不明显。这与整体诚信水平有待提升相关，引入信托契约机制可能是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应大力提高证券信息的披露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