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死叫我借钱好烦！

1. 李超死叫我借钱好烦！

李超应该是你的一位朋友是吧
如果不想借就直接的说出来
不要怕影响之间的感情
不然就是太虚伪了好吧。

2. 求陈独秀的《中国之武士道》序言

　　武士道之起源
　　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源远流长，梁启超认为中国武士之道，始于黄帝，光大于春秋。“我神祖黄帝，降自昆仑，四征八计，削平异族，以武德贻我子孙”。“春秋战国间，我民族所以以武闻于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则由外族间接以磨厉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梁氏对春秋战国间诸霸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了，指出“推其致霸之由……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原，皆赖是也。”于是，“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族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
　　梁氏提出“我民族武德之斵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谁造之，曰时势造之，地势造之，人力造之。”“作俑者为秦始皇。始皇既一天下，锄群强而独垄之。贾生记之曰：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鐻，以弱天下之民。”“次催之者汉高祖。叔孙通定朝仪，尊扬主威，功臣武士，皆戢戢慑伏，汗下不取仰。”“次则景武之间，复大挫之。”“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治，其体魄脆于奢靡。”后世所谓“福杀”也。“而复选严酷之吏……以次第锄之。盖景帝诛游侠，孝武承流，法网逾密……而公孙弘、主父偃之徒，复假儒术，文奸言，以助其焰。”至是，而尚武精神，澌灭以尽矣。太史公伤之曰：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
　　梁氏在《凡例》中说”本编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因此，梁氏对战国后各朝代的兴武禁武之事未作着述，后世的历史人物如”武圣“关羽等也未述及。
　　但是，杨氏感慨到”自汉以来，所谓尊崇儒教者，不过表面上欺人之词，而其实则所行者非儒教而杨朱之教也。“统治者”以儒教为表，以杨教为里，而斩除武士道者，中国之所以弱也。“世人更是”徒以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为乐“，追逐名利，”自暴自弃，流于放情纵欲“，以至武士道之精神日衰。
　　侠之大者
　　书中梁氏共介绍了七十一位以武士道精神而彪炳千秋的人物，并用”新史氏“的身份对他们作了述评。始于孔子而讫郭解，书中梁氏感叹武士道精神之衰落，”阴气森森而来袭余心，吾投笔欷歔而涕交颐。“然而书中人物并非全部都是武士游侠，笔意所及上至王侯将相，中至文人武士，下至屠夫宦者、渔者村姑。梁氏对有些身死而无名的草根义士更是扼腕叹惜，他认为他们义举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之魂。
　　蒋由智在序言中着重提出了”侠之大者“的观点：”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吾闻解剖英雄之性质者，其一条曰，凡英雄者，为国家为社会而动者也。“”诚审是意而读是书，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势而善用之，其于提倡尚武者之心，必盖有合矣。“
　　文章以孔子开篇，梁氏认为”今叙武士道，一依年代，惟首列孔子，示一国以向往云尔。“”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乎？身处大敌之冲，事起仓卒之顷，而能定于指顾之间非大勇孰能与于斯？“”《论语》《中庸》，多以知、仁、勇三达德并举，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者至矣。“同时他提出”孔子卒后，儒分为八，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按此下后世游侠之祖也。“”孔门尚武之风，必甚盛矣“。批判了后世认为儒者软弱之说，”《说文》训儒为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远乎？“
　　墨子也受到梁氏的称颂，因”墨子以战死为光荣，而谓求学之目的，即在于是矣。故门弟子百数，皆可赴汤蹈火，其所以为教者使然也。“ 他认为墨子及其弟子具有最宝贵的精神是”重然诺，重义务，轻死生“。蒋氏对墨子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非真如墨子者流，欲以任侠敢死，变厉国风，而以此救天下之一道也。观于墨子，重茧救荣，其急国家之难若此，大抵其道在生于赴公义，而关系一家私恩私怨之报复者鲜焉。此真侠之至大，纯而无私，公而不偏，而可为千古任侠者之模范焉。“
　　梁氏对赵武灵王予以极高的称誉，认为他是”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 ”中山者，春秋之鲜虞赤狄最大部落也……使中国百年无宁息者，此族也……为中国病者已三千年……至武灵王乃犁其庭而扫其穴也。吾以为靡赵武灵王，则五胡之祸，竟见于战国之际，未可知也。故武灵王实我族之大功臣也。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其所以振厉尚武精神者至矣……武王其犹龙乎！“他赞赏赵武灵王军功的同时，更钦佩的是武灵王勇于向其它民族学习，移风易俗，推行胡服骑射的远见和魄力。梁氏通过称赞武灵王批判了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拒绝维新导致国运衰微。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提倡”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他慨叹到”晏子可谓能爱国矣。其不死庄公之难，非苟活也，为国民也。有死国而无死君，此大义，我国人罕有知之者，惟晏子明辨之……“《鬻拳》一篇记载；鬻拳的君主楚子战败而回，他关闭城门拒不迎接，迫使楚子再次征战，全胜而归。梁氏评论道：”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鬻子其爱君以德者欤？君为社稷死而死之，又何凛凛也，武士之精神具矣“。梁氏对鬻子 ”国“是民众之国的思想给予高度颂扬。
　　中国之武士道精神
　　梁启超对书中仁者侠士的义举进行了萃取升华，提出了”中国武士道精神“：”夷考当时武士信仰之条件，可得十数端。一曰，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如先彀、栾书、却谷、雍门子狄之徒是也；一曰，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不畏强御，如曹沫、蔺相如、毛遂之徒是也；一曰，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如郑叔詹、安陵缩高、侯赢、樊於期之徒是也；一曰，己身之名誉，或为他人所侵损轻蔑，则刻不能忍，然不肯为短见之自裁，不肯为怀忿之报复，务死于国事，以恢复武士之誉，如狼瞫、卞庄子华周、杞梁之徒是也；一曰，对于所尊长，常忠实服从，虽然，苟其举动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者，虽出自尊长，亦常抗责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后，亦不肯自宽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如鬻拳、先轸、魏绛之徒是也；一曰，有罪不逃刑，如庆郑、奋扬之徒是也；一曰，居是职也，必忠其职，常常牺牲其身乃至牺牲一切所爱以殉职，如齐太史兄弟及李离、申鸣、孟胜之徒是也；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报之，如北郭骚、豫让、聂政、荆轲之徒是也；一曰，朋友有急难以相托者，常牺牲其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如信陵君、虞卿之徒是也；一曰，他人之急难，虽或无与于我，无求于我，然认为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如墨子、鲁仲连之徒是也；一曰，与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秘密，助其事之成者，必趣死无吝无畏，如田光、江上渔父、溧阳女子之徒是也；一曰，死不累及他人，如聂政之于其姊、贯高之于其王是也；一曰，死以成人之名，如聂荣之于其弟是也；一曰，战败，宁死不为俘，如项羽、田横之徒是也；一曰其所尊亲者死，则与俱死，如孟胜之门人、田横之客是也；一曰，其所遇之地位，若进退维谷，不能两全者，则择其尤合于义者，然事过之后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如鉏鹿、奋扬、子兰子之徒是也；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图一事者，至事过境迁后，无论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必殉之，以无负其志，如程婴、成公赵之徒是也；一曰，一举一动，务使可以为万世法则，毋令的人误学我以滋流弊，如子囊、成公赵之徒是也。“
　　其余诸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普通之习性也。”
　　中国之武士道精神永存
　　史学家雷伯伦称中国自秦汉以后，随着传统文化中“尚武”精神和“武德”的衰微，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他提出只有文武兼备之士才有光明磊落的人格，只有文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在青年时就立下的宏伟志向。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在《体育之研究》指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并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他身体力行，野游、游泳、冷水浴、爬山、风浴、雨浴、露宿。他还经常对同学们宣传冷水浴的好处：一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强壮筋骨，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二是可以培养一个人不怕困难、勇猛顽强的气魄，强化坚忍不拔、无坚不摧的意志品质。正是这种文武兼备的品格造就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创造了共和国70年代“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全民皆兵的激扬岁月。
　　书中的许多人物和事迹，例如《霸王别姬》《伍子胥》《将相合》《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等，现在已广为流行、深入民心，有些更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有些被演绎成不同的传说、故事；有些被搬上了戏曲舞台；有些拍摄成影视作品，甚至流传海外。至于孔子、墨子之学说更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民们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视死如归，舍身求法，舍生取义的英雄气盖永存。借用鲁迅先生的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3. 求 陈独秀 敬告青年 的译文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曲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Life,德文曰Leben，法文曰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4. 请问鲁迅的语言风格是什么

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
赵燕婷
提要:鲁迅的作品具有凝练,简洁,顿挫而又富有回味的语言风格,是中国文学的精品.本文通过对鲁迅作品的语言分析,试图寻找鲁迅的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的成因.以此透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在经典作家笔下是如何进行的,并且试图启发这样一种思考,即白话文的普及运用到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地丰富它和发展它.
关键词:鲁迅 作品 白话文 语言风格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而且是现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准确,简洁而又极为丰富,因而具备足够的弹性,恰到好处地表现种种思维的,情感的节奏,使行文富有韵味而魅力无穷.
本文主要从虚词运用,文言句式和词汇的运用等方面考察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
一 虚词的大量使用
虚词有助于表达深沉曲折的意思,妙用虚词,既能长话短说又别具韵味.
例1. 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至于"二字若不用,也通.但"黯然泣下"四个字却不能表达尽"黯然……终于泣下"的动态,而这一动态恰恰重现了刘和珍君的情感过程,真切动人.
"此后不曾相见",是普通自然的表达方式.然而,鲁迅先生在这里是痛悼刘和珍君,苦苦追忆往事,连用虚词"似乎","就"显得何其认真!"似乎"二字又传达出了这种信息:刘和珍君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也许没见,也许见了但不曾注意.尤显出刘和珍君的沉静而不凡.同样的这几层意思,若不采用虚词表达,则不但用字太多,行文也会不够紧凑而显得"薄",当然无法锁定这种深沉的感情.
2. 但从别一方面来看,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译文序跋集·序》)
大量地使用虚词是鲁迅作品的一大特色,很多人凭这一点就能认出他的作品来.有人觉得他的作品因此而不顺口不通畅.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大量使用虚词恰恰是力求准确力求简洁的必然结果,也是使得文脉不被打断,有节奏有缓急地顺畅而下的重要手段.
"或者也不是无意义"似乎和"也许有点意义"差不多.但是前者包含了更多的疲惫,无奈和执着的希望.与作者所说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合拍,道尽了一种欲语还休的沧桑和虚微但坚定的执着.这与双重否定句的独特效果有关,下面再谈.
3.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 (《野草·雪》)
"……否耶 "是文言虚词运用的典型例证.鲁迅在这里用,有和"博识的人们"开玩笑的调子,也暗暗地埋了讥讽的意思:你们博识的人认为他单调,他可并不以此为不幸啊!
鲁迅是白话文运动的一员大将,但他并不排斥文言的借鉴使用,使行文更加生辉.
4.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有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后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而已集·当陶无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这句话的末尾,连用三个"的"字,使得句子变得笨拙并且滑稽,是鲁迅先生故意安排嘲弄那些一句话里用许多"的"字的人.在同一句话中就安排了嘲讽,不但犀利,也是他行文凝练的原因.这是鲁迅对虚词运用自如的一个结果.
二 文言句法以及古语词的使用
白话文运动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面对着极大的语言荒芜.后人也许觉得那时只不过用话记下事情来就是了,实际却是极困难的.有鲁迅当时的话为证:"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就是这样."(《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邹恬先生指出:"五四"小说语言与传统语言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小说语言."五四"小说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其意义不在于白话通俗易懂,易于为读者接受,这一点传统白话小说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而是创造了一种适应新的内容,反映新的审美要求,具有不同艺术功能和艺术表现力的语言.它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诞生,标志着小说语言现代化的开始.此外,"五四"小说还实现了一个变革,即以书面语言代替口头语言.传统小说受说书影响,口语化程度比较高,它便于讲述,易于理解.而"五四"小说语言有它所传递的内容规定,必须更精致,更含蓄,构造更复杂,层次更丰富.它需要读者坐在案边反复仔细地思索领略,咀嚼回味.[1]
邹恬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变革,逼迫着"五四"作家们作出好的语言安排.在运用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策略时,文言句法和古汉语词汇是鲁迅语言表达的后备部队,因为他"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所以在表达不利的情况下,宁可向古人借用语言.
有人认为鲁迅的文章"文言杂糅",且不谈这"文言杂糅"该如何定义,用今天的语言规范去衡量"五四"时期的语言,这本身是一种颠倒.因为我们现在的汉语规范正是"五四"以及以后的作家们不断进行语言尝试的结果.是他们历尽辛苦为我们开拓的语言天地,现在我们坐享其成,不但不努力去寻求汉语的更为美好的明天,在陷入日甚一日对汉语的麻木里的同时,置前辈的努力于不顾,甚至还指责他们的奋斗,实在值得深思!
下面是鲁迅作品中几个使用文言句法的例子:
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就有:
1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味"名词活用如动词.用"深味"这很经济的两个字就更能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句子的后部"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这里的两个"的"字拉长了句子的后部,使之成为句子的重心.这种时而极省俭笔墨,时而多加字数使句子具有了一种时缓时急的节奏感,而文言的单音节字正有助于这种节奏的实现.
2.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面"名词活用如动词,使句子紧凑.
3.其一是手枪,立仆.
"立仆"两个单音节词,是文言用法.
4.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
"为……所……"被动用法属文言结构,但在现代汉语中也不时被用到.这可能与现代作家们的使用有关.
在《阿Q正传》中也有典型的文言用法:
5.所以者何 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这里用"所以者何 "比"为什么会这样呢 "更富有讽刺以及调侃意味.
在鲁迅的作品中,常常会有点文言的影子,当然,本来文言与白话的分界就很难说.有一些文言句式,虚词是在今天也常常用到的,再举两例:
6.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野草·希望》)
7.国粹家者,保存国粹者也;而国粹者,我的胡子是也.(《坟·说胡须》)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在找不到恰当的字眼的时候,宁可向古人学习,盼望总会有人读得懂.这个倾向在小说语言里,比较突出.这当然与小说这个文体更注重艺术性,也更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有关.
1.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彷徨·伤逝》)
愧恧:惭愧.宋司马光《为庞相公让官表》:"是用夙宵愧恧,寤寐兢忧."[2]
2.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彷徨·祝福》)
歆享:神灵享受供物.《史记·孝文本纪》:"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3]
蹒跚:旋行貌,徘徊貌.又写作" 跚".
五代范资《玉堂闲话·高辇》:"梦见一老僧著屐,於卧榻上 跚而行."[4]
3.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眼,使阔亭的眼光赶紧辟易了.(《彷徨·长明灯》)
辟易:退避,避开.《史记·项羽本纪》:"……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5]
4."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他忽又现出阴鸷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敛了……(《长明灯》)
阴鸷:阴险凶狠.《资治通鉴·汉宣帝神爵四年》:" 严延年为治阴鸷酷烈."[6]
5.准此,可见如果将"差不多说"锻炼罗织起来……(《呐喊·端午节》)
准此:按照这样办理.旧时常用于对下级及平级的公文.明代亦用于诰命.清俞樾《茶香室丛钞·钦此钦遵》:"今公牍中有'准此'二字,惟上司行属员用之."[7]
6.我愕然了.(《呐喊·故乡》)
愕然:惊讶貌. 《 史记·黥布列传》:"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布愕然."[8]
7.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朝花夕拾〉小引》)
幻化:犹言变化,变幻.《列子·周穆王》:"……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9]
8."我们上县去,送他忤逆!"
忤逆常含有两层意思:(1)冒犯,违抗.《后汉书·陈蕃传》:"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
(2)不孝顺.明沈榜《宛署杂记·圣谕》:"三月,说与百姓每:孝亲敬长,不许忤逆,犯了不饶."[10]
9 但他又立刻觉得对于孩子有些抱歉了,重复回头,目送她独自茕茕的出去;耳朵里听得木片声.(《呐喊·幸福的家庭》)
茕茕 :孤零貌.《左传·哀公十六年》"茕茕,余在疚."[11]
10 (1)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记念刘和珍君》)
(2)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出离.(《华盖集·碰壁之后》)
出离:(1)犹佛家所谓涅盘.(2)犹超出.(3)走出,离开.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二:"一齐观瞻,见个书生,出离人群."[12]
上面所引用的鲁迅的两句话分别使用(2),(3)义项.
由于鲁迅的学识广博,在行文的时候有多方得宜.正如"出离"一词的使用,其独特给人以深刻印象.鲁迅还同样用过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字,这里引用李瑞山先生的一段评论文字:
作者常以这样的词语用在诗中:《复仇(其二)》中的"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死火》中的"大火聚",特别是《失掉的好地狱》中的"醉心的大乐","遍身有大光辉","运大谋略,布大罗网","大威权"等.这里用的"大"字,多是模仿古代汉译佛经的语气.(据《野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失掉的好地狱》注释2).这当然与有的诗作涉及到佛经的内容有关,但也可以说是作者喜欢这种构词方式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散文诗中,以增强词语的表现力和感情色彩.作者在写《自言自语》时就这样用过,如《我的父亲》中:"大安静大沉寂的死,应该听他慢慢到来.谁敢乱嚷,是大过失";从而抒发了作者的愤激,悲慨,痛切的感情.一个单字,习闻常见,但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与一定的词语相结合,就变得如此传神,能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感情.看似单调平淡,实乃意蕴丰富,反映了作者锤炼语言的功力.在《野草》中,这样严谨的句法结构和凝练而传神的词语是很多的.这对于作品深沉含蓄的风格的形成,给了很大的助力.[13]
三 双重否定的使用以及鲁迅语言的节奏
鲁迅喜欢说"不",即使在表达"是"的时候,他宁可用双重否定来代替一个肯定.双重否定的使用有力地烘托出作者孤冷的心境,在自述心路历程的时候,作用尤其明显.举《〈呐喊〉自序》中的几例如下:
1.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2.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
3.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
双重否定句的运用,使句子读起来不那么顺畅,似乎有碍于好的表达.然而事实上,作者在这里要表达的恰恰是那么一种讲不清楚又不得不讲的,伤心不愿示人的厚重的痛楚.这种痛楚是时代与生存本身的悖论,是忘不掉丢不开的魔障.这种感觉正是在这种不那么顺畅的表达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在行文的过程中设置障碍,让读者感受被迫停顿,再次被迫停顿;被否定,再次被否定的挫折,才能模拟出这样的一种心态,使之在阅读过程中短暂而又连续地发生,并且随着双重否定句的不断出现使得这种过程不断地被重复,逐渐强烈,表达的效果也就越来越显著;也正是由于这种不顺畅,使读者在阅读的不断停顿中得到思维以及感觉的逐渐扩大的空间.
这种不顺畅的感觉,其实不仅是由双重否定句引起的.前面提到的虚词的大量使用,古汉语句法和词汇的使用都使得鲁迅的文章缺少了让人眼睛一亮的明丽和一读到底的痛快.而这种不顺畅不是因为炼字的功夫不够,而是因为鲁迅在表达的准确性和简洁程度上的苛刻要求.
鲁迅的作品成为公认的中国语文的精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沿承了中国语文的传统——尽管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艺术感使他的行文能够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传统的阅读习惯,而这种新与旧的连接点就是行文的节奏.
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提到中国人是一个很爱音乐的民族,这在大众表现于对戏曲的喜爱;在知识阶层则还表现在行文的韵律,节奏.
行文的节奏,有语言的节奏,有感情的节奏,有思维的节奏.节奏的流驶,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跃动的游戏状态,使写作和阅读都变得富有趣味.感情的节奏和思维的节奏与文章构思关系较大,也与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倾向关系密切.而语言本身的节奏,则是由作者运用语言的自如程度所决定的.下面仅举几例,略谈一谈鲁迅作品中语言所蕴有的节奏感:
1.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彷徨·祝福》)
"不如所料","竟如所料","恰如所料"三个词形成了一种节奏,使得这个复杂的表达显得悦人耳目一些,因此不那么讨厌.
2.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
排比,对比的穿插使用,把这种矛盾性极强,戏剧性极强的性格特征大致概括了出来.
3.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转劝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呐喊·狂人日记》)
"起头"和"下手",由于用字相对而形成一种节奏感.
4.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故乡》)
排比的运用更有助于表达一种强烈的不满和无奈.
此外,"在鲁迅作品中,反复这种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14].王希杰先生在《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一文中充分论述了这一问题.
5 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所得也颇不少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划线句紧凑而具文言风采,句前,句后则相对有较缓之感.这种近乎由白话渐入文言,由文言渐入白话的写法使得文章词句时缓时急,比一缓到底的白话要有回味些,简洁些.鲁迅对于这种节奏感的把握,我认为是他的文章能够恰当表达出他的情感,他的想法的关键.上面所提到的虚词运用,文言句法和词汇的使用,双重否定句式的运用也是服务于这种节奏的完善的.
尽管鲁迅的作品并不算人见人爱,但是它独特,清新,丰富和有回味,这是中国语文的骄傲.而鲁迅的这种把深沉,敏感,广博和热爱融入语言,为后人开拓新的美的语言空间,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是否能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对于中国语文的建设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注释
[1]《邹恬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一编鲁迅和"五四"小说,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2]《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同)第七册第664页"愧恧"条.
[3]《汉语大词典》第六册第1462页"歆享"条.
[4]《汉语大词典》第十册第538页"蹒跚"条,第五义项.
[5]《汉语大词典》第十册第486页"辟易"条,第一义项.
[6]《汉语大词典》第十一册第1038页"阴鸷"条.
[7]《汉语大词典》第二册第427页"准此"条.
[8]《汉语大词典》第七册第659页"愕然"条.
[9]《汉语大词典》第四册第427页"幻化"条,第一义项.
[10]《汉语大词典》第七册第432页"忤逆"条.
[11]《汉语大词典》第七册第201页"茕茕".
[12]《汉语大词典》第二册第505页"出离"条.
[13]《鲁迅创作艺术谈》,南开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50,251页.
[14]《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92页.
参考文献
《邹恬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
《鲁迅创作艺术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南京大学中文系暑期课题研究培训班论文集
鲁迅作品的语言风格

5. 求证一下，关于佛教，这些人有这么说过？（谭嗣同，孙中山，陈独秀，瞿秋白。。。在补充里面）

鲁迅与佛教 
 
 
http://www.jiaodong.net 2007-10-17 14:33:0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碰撞、融合时期。保持着文化开放心态的鲁迅此时也走近了佛教,他以“拿来主义”以我为主的精神和勇气研读佛经,这对他的诸多人生观念乃至艺术创作都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有人说他“在通往地狱的通路上……成为佛教的圣者”,是“深山苦行的一位佛神”。 

(一) 

佛教自东渐以来,不断与东方固有文化相冲突融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世俗化宗教。步入近代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衰亡与危机大乘佛教以能促进民众道德,为“普渡众生”而不惜牺牲、勇于抗争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正在苦苦思索中国社会出路的一代民主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无不受到大乘教义的启发与影响,各自建立起了相对进步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鲁迅也走近了佛教。在其幼年,他就被家人送入长庆寺龙祖和尚处做徒弟法号“长庚”,在这里,鲁迅初步接触了完全世俗化的佛教。东渡日本之后,鲁迅又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进一步理性地认识了佛教。1907年前后,章太炎曾在《民报》上长篇连牍地发表了论佛教的文章,从革命的实际需求出发,对大乘教义做了合乎逻辑的生发他宣称:“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还认为:“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该废黜’”,“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因此,他坚持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重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重要。”这些闪烁着革命光彩的思想深深打动了鲁迅影响着他对佛教的认识。他曾说:“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称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鲁迅也正是立足于佛教能影响国民的精神素质,能提高民众道德去高度评价佛教的,这种认识几乎和章太炎如出一辙。然而,鲁迅对佛教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同于章太炎。在鲁迅早期思想中,“立人”是其基本目标,他认为“生存两者,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求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由这种“立人”的目标出发,鲁迅此时思想的兴奋点始终集中在那些能满足人们所必有的“形上之需求”,且能够担负起启蒙民众任务的文艺和宗教上。他认为“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充足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因此,他十分看重佛教,就更是必然的了。 

辛亥革命之后,整个社会形势并未取得实质性变化,“内骨子是依旧的”,而且,“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鲁迅日益陷入了悲观和凄苦的煎熬。这种悲观和凄苦不仅源于社会形势的恶化,痛苦的人生境遇,无望的婚姻和多病的身体都深深地加深了他的失望。“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侍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了‘君了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他的这种悲观心态恰好和主张解脱人生痛苦的佛教又一次获得了契合,由这种深刻的情感动力驱使,鲁迅在“民三以后,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考其日记,1914年他即购得佛经八十余种,数量相当惊人,1917年9月22日,其日记还有“往图书分馆借《涅般木经》”的记录,此次读经对鲁迅影响极为巨大,它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因素深深地积淀在他的思想深处,持续地发挥着影响。这在鲁迅的前期思想中表现尤为突出。 

(二) 

鲁迅曾对许寿裳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这正是鲁迅研读佛经的彻悟与心得,也是我们理解鲁迅与佛教关系的切入点。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更深刻理解佛教思想在鲁迅思想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更充分发掘一代“文化巨人”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人生最重要的莫过于生命的生存与死亡,这既是人类永恒的母题,也是佛教产生的动因之一。在佛教看来,生存即是“苦”,这是佛法的根本出发点,是其“首谛”。老苦、病苦、死苦、怨憎苦……真是“苦海无边”,这种生即“苦”的观念对鲁迅的思想是有影响的,他曾说:“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如果说,佛教的生即“苦”是引导人们出世的理由,那么在鲁迅这里则直接引发了他对人间苦的“诅咒”。考察鲁迅一生的斗争历程,可以说痛苦一直伴随他,然而生存的痛苦并没有使其长期消沉。幼年家道的中落,使其更清醒地认识了世态炎凉,积累了他对旧社会的否定性情绪。正是首先深刻经验和品味了人生的诸种痛苦,鲁迅才以一种异常冷峻的心态去观察世道人心,才激发出抗争的力量和生命的战斗光芒开始了他与现实抗争的“圣者”之路。 

佛教不仅认为“一切皆苦”,而且认为“我法”也“两空”,即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自己的生命皆不是实有,只是’空”而矣。这种生命即是“空”,即是“无的观念也曾一度占据了鲁迅的心灵,常常感到惟“虚无”才是实有。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心态:“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种在痛苦中深深体验生命的至“空”与至“无”,在至“空”与至“无”之境中痛苦而无奈地咀嚼自己的灵魂所达到的哲学境界,就非佛教莫属。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真正通过体验这种生存的虚无而去反思个体生命的真正意义,并不断作出很难的选择,以摆脱这种生命的生存处境鲁迅还是第一人,这不能不说他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尽管鲁迅常常感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去肉博黑暗“执着现世,而求精进”,是他评价别人的话,也是其一生的生动写照。“精进”思想是佛教“道谛”的核心是通向涅般木的正道:“但为断一切烦恼故,而行精进但为知一切众生界故,而行精进……”。熊十力先生在总结佛教的“精进”思想时说:“经说精进,略有五种。一被甲精进,如着甲入阵,即无所畏,有大威势次加行精进,坚固其心,长自策励。三无吓精进,谓不自轻蔑,亦无怯惧。四无退精进。谓遭苦不屈,坚猛其志。五无足精进,虽功已成,更祈胜进,无有止境容肩故”。这种“精进”思想在中国近代影响巨大,它深深地塑造了一代革命志士勇于牺牲的品德和敢于抗争的意志,如谭嗣同杀身取法,章太炎数次被捕而斗志昂扬。同样,这种“精进”思想也毫不例外地影响了鲁迅,成为其终生抗争、奋斗的一个思想支点。他在《这样的战士》中所塑造的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高举投枪的勇士,尽管老衰,寿终却“加行精进”,“无有止境”,高举着他的投枪;《过客》中匆匆前行“遭苦不屈”的苦行者形象,无不带着作者的影子,体现了这种“精进”的精神。 

在死亡的问题上,佛教认为普通生命的死亡之路仅是一种“六道轮回”,就是生命的天堂、地狱等六道中不停流转、循环,而难脱诸种劫难。鲁迅曾说;“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状态,更助成了死的随便。穷人们是大抵认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而无惧然的原因”。“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正是阿Q临死之前的喊叫,然而阿Q却不可能升入天堂的,他的死仅仅是生命的消失。“轮回”观念在《阿Q正传》中却具有更多的历史内容和悲剧内涵,暗示出生存于近代社会中的生命个体无路可走的悲剧。于是,死亡便变成一种不可回避的选择。当鲁迅理性地审视中国历史的时候,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所谓的历史只是一种循环,一种“轮回”,难有进步可言,“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因此,他深为生存于此种历史“轮回”中个体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感到焦虑,《故乡》中水生和宏儿就难免会重复闰土和“我”的悲剧命运,《孤独者》中魏连殳的死,并不代表着进步或抗争,仅仅是其祖母“死”的重复,是悲惨命运的又一次“轮回”罢了。所以,尽管鲁迅小说刻画的仅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但作品的深层所指却超越了特定的时空局限,完成了对向来如此的历史与文化的整体反思,具有深邃的文化内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也因为此,鲁迅小说对个体悲剧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一种本体性的哲学高度。 

“六道轮回”是不能真正摆脱人世的诸种劫难的。那么,真正的超脱之路是什么呢?佛教认为是“涅般木”,即此岸现实生命与意识的寂灭,是自我的终解,也是一种永恒境界的开始。鲁迅曾在《野草》中不止一次地提过“大欢喜”,这种“大欢喜”就是对现实生命的否定,对死亡的向往,是他对“涅般木”的渴望。在佛教那里,“涅般木”是由此岸到达彼岸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而鲁迅则通过领悟“涅?”思想透悟了生命的本质与“死亡”的意义,使其不惮于前驱,能够不断地否定旧有的自我,深刻地进行自我解剖。可以这样认为,在鲁迅这里,“涅般木”即是一种“更生”。也由于这种独特的“涅般木”观念的存在,便塑造了鲁迅思想中深刻的自虐意识,而一个未曾真正品味旧有生命“死亡”之独特意义的人,是绝难产生这种自虐情绪的。 

鲁迅自己曾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不难看出,这些自虐意识正是鲁迅深刻体验生命“涅般木”之后的产物,是他通向“涅般木”的心灵之路,因而这些自虐意识同时也就具有了“精进”的含义。鲁迅的自虐意识并不仅是表面上的“生命从速消磨”,而是深刻体现了他的自我反醒,不断反抗,乃至勇于复仇的精神,《死火》中以“死”相抗争,《墓碣文》中“择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创痛酷烈无不体现了“死亡”即抗争,即复仇、即更生的特点。正是这种独特的自虐意识使鲁迅成为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复杂的存在,它不断迫使鲁迅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旧有的价值观念进行近乎残烈地反思、否定、更新,使他的每一步前进都充满了生命的严酷与悲壮。 

(三) 

马克思曾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但他同时又说:“宗教是人们的鸦片”。宗教的这种两重性就决定了对其进行价值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自身的思想状况和实际需求。因此,随着鲁迅思想的发展与认识的深化,他对佛教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年代中期以后,鲁迅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于这种思想认识的变化,鲁迅更加全面辩证地认清了佛教的价值与历史作用,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和吸取了佛教思想中诸多的积极性因素,另一方面则自觉地对佛教思想中消极乃至倒退的因素加以否定和排斥。 

首先,鲁迅否定了佛教的出世思想。作为一种宗教,佛教在本质上则是出世的,它所追求的亦是远离现世的理想彼岸,而这恰好和鲁迅所一贯坚持的积极入世抗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左的。因此,在鲁迅看来,佛教的出世思想是虚幻的,缥缈的,不足取的,是不能适应现实的斗争的。他曾对别人说:“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认为,先生所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无论‘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时,都没有别人会研究”,就深刻反映了上述思想。也因为此,鲁迅对反动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出世思想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他们一味求神拜佛而借以自欺欺人来逃避责任,回避现实斗争的社会现象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这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等文中都有鲜明的体现。他认为:“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极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自己”,在这里,鲁迅已清醒地看到,佛教的出世思想正是引导人们逃避斗争的根源。因此,批判佛教的出世思想已经势在必行。这也正是鲁迅为什么反对章太炎晚年所倡导“佛法救国”的根本原因。 

其次,鲁迅还以深刻的见地批判了“三教同源”。和其他宗教一样,最初的佛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现实的苦难的抗议”,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却不断受到统治势力的干涉,佛教自身也不断改变以适应政治权力的要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情况更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地灭佛事件就是对它进行强制改造,而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则是对佛教进行的最深刻改造,合流的结果使佛教和儒、道一样,更易于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控制人民的思想工具。鲁迅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才特别指出:“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漠哈默德”。鲁迅对佛教认识的深化还进一步表现在他对主张通过自我的严格的道德自律、苦修苦行以获得个体解脱的小乘佛教作了更充分地肯定。他说:“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为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他又说:“释迦牟尼出世以后,割肉喂鹰,投身饲虎的是小乘,渺渺茫茫地说教的倒是大乘……”这当然不能断定是鲁迅对“大乘”的否定,他主要是对那些假“大乘”之名的投机者、无特操者进行辛辣的抨击和否定。然而在“大乘”与“小乘”之间,鲁迅越来越推崇“小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有深刻的根源的。首先,鲁迅对小乘佛教的这种高度评价是和他一贯注重严格的道德自律相联系的。小乘佛教是以严格的道德自律而著称的,它认为只有通过个体的苦修苦行才能脱离苦海,因此,它要求信徒们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道德反醒,并严格律己,以期达到“净心”。而中国文化传统中恰恰缺少这种严格的自律精神,所具有的仅是一种“他律”。人们道德观念的形成靠得不是自我道德反醒,而是外在伦理的强制, 这就造成中国国民道德观念以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此一时彼一时”,阿Q、高老夫子,莫不如此——缺少诚实,在鲁迅看来,这正是国民性最大的病症之一。不仅如此,也因为缺乏这种道德自律精神,中国国民便难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从而也难以形成独立的道德品格,最易产生一种从众心理,鲁迅曾经感慨地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便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正是深感这种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鲁迅才十分推崇小乘佛教。其次,鲁迅对小乘佛教的推崇和其自我牺牲精神是相一致的。小乘佛教非常注重自我牺牲精神,其最著名的自我牺牲的故事即鲁迅所提的释迦牟尼“割肉喂鹰”和摩诃国王子“舍身饲虎”。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曾说:“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过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在这里,与其说是鲁迅对自我牺牲精神的高度赞扬,到不如说是他对自我牺牲精神的积极认同,这是鲁迅伟大人格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其一生不渝的道德信念,也是他和小乘佛教发生共鸣的一个思想基础。 

在谈到自己的思想时,鲁迅曾说:“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如果说,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精神接近于鲁迅思想的“人道主义”,那么,小乘佛教的苦修苦行则更倾向于鲁迅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可以说,鲁迅对小乘佛教的高度评价,是和他思想深处的“个人主义”相沟通,相契合的。这是他肯定小乘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鲁迅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点的许多方面和小乘佛教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也是内山完造称鲁迅为“苦行的佛神”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说鲁迅与小乘佛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并不是指鲁迅是完合接受小乘佛教的,是无条件的。实际上,鲁迅对小乘佛教的接受是有所选择,有所批判的,极为明显的是他批判了小乘佛教的“地狱说”和“因果报应说”,他说:“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意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鲁迅认为:“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罢”。他又指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这就表明,鲁迅对佛教的态度是辩证的,以“我”为主的,他与佛教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6. 求陈独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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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
    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