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名字

1. 23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名字

两弹一星元勋:
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2. 两弹一星元勋的名单解读

教育背景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全部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其中7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比例最高，充分说明清华大学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最多。其他大学依次为西南联大、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23位元勋中只有于敏和钱骥没有留学经历。从21位元勋的留学国来看，美、英、法、德、苏是他们的主要留学地。其中去美国者最多，达11人，居半数以上。其次是英国，有5人。到德国留学的2人。到苏联留学的2人：周光召和孙家栋，都是新中国建国以后派出的。去法国的有钱三强1人。从21位元勋所获的学位看，16人获得博士学位，2人获得硕士学位。在西方国家留学而未获得学位者仅陈芳允1人。这是因为陈芳允到英国后，直接进入了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没有在大学注册读书。另外，建国后到苏联留学的周光召没有获得学位，是因为他在学习期间被调回国内参加原子弹的研制的缘故。从“两弹一星”元勋们的留学或在国外居留时间来考察，21位有留学经历的元勋们平均在国外时间为7年，其中时间最久的是钱学森，1935年出国，1955年归国，在美国整整20年。其次是郭永怀，在国外生活了17年。还有钱三强、陈能宽、姚桐斌，都在国外生活了10年以上。“两弹一星”元勋们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除了较长的国外留学经历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3]成长地域和姓氏分布从籍贯看，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6人，安徽3人，湖北和湖南各2人，云南、辽宁、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赵九章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吴江县人。[2]“两弹一星”元勋23位“两弹一星”元勋青少年成长时期所在的省份排序分别是：上海最多，有杨嘉墀、姚桐斌、钱学森、屠守锷、王淦昌5人。浙江4人，分别是吴自良、陈芳允、赵九章、程开甲。北京3人：王大珩、邓稼先、钱三强。安徽2人：任新民、黄纬禄。余下的是：天津1人：于敏。云南1人：王希季。湖北1人：朱光亚。辽宁1人：孙家栋。湖南1人：陈能宽。四川1人：周光召。山东1人：郭永怀。江苏1人：钱骥。吉林1人：彭桓武。在南方(淮河以南的)长大的有16人，北方为7人。如果以东部和西部对比，则来自沿海省份的有14人，来自中部省份的有7人，西部的仅有来自昆明的王希季和重庆的周光召2人。23位元勋中出自苏南浙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就有10人，如果算上长江三角洲接近地安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邓稼先等3人，则为13人。23位元勋共有18个姓氏，其中只有3个姓出现率在两次以上，即：王姓3人，钱姓3人，陈姓2人，其余姓氏者均各占1个。

3. 两弹一星元勋的名单解读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并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此奖章。
  
 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全部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
   
 23位元勋中只有于敏和钱骥没有留学经历。
  
 从21位元勋所获的学位看，16人获得博士学位，2人获得硕士学位。
  
 从“两弹一星”元勋们的留学或在国外居留时间来考察，21位有留学经历的元勋们平均在国外时间为7年，其中时间最久的是钱学森，在美国整整20年。
  
 “两弹一星”元勋们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

4. 两弹一星元勋的介绍

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两弹一星也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两弹一星年代中国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以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

5. 两弹一星元勋在世的是哪几位

在世的两弹元勋：王希季、孙家栋、周光召
两弹元勋包括：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王希季
出生于1921年7月的王希季是云南省大理人，白族，1942年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毕业，1949年美国弗吉利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毕业，获科学硕士学位。
1950年回国后，王希季相继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8年任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1977年后任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所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会理事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据《上海交大报》介绍，王希季是中国空间技术的创始者和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国火箭探空技术学科和航天器进入与返回技术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在火箭探空、运载火箭和返回式遥感卫星、载人航天器、现代小卫星等方面卓有贡献。
孙家栋
孙家栋出生于1929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人，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孙家栋是我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提出了2020年前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我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
孙家栋还是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长期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
周光召
周光召1929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光召于1958年在国际上首先提出粒子的螺旋态振幅，并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方法。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参加领导了爆炸物理、幅射流力学、高温高压物理、计算力学等研究工作。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作出贡献。
另外，周光召还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6. 两弹一星元勋排名

两弹一星元勋是指当年研制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国宝级科学家。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他们分别是：
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
赵九章（1907.10.15~1968.10.26）生于河南开封，地球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是中国地球物理和空间物 理的开拓者，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
郭永怀（1909.04.04~1968.12.05）空气动力学家，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他是中国大陆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力学、应用数学和航空事业方面有突出贡献。
钱学森（1911.12.11~ 2009.10.31）浙江杭州人，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钱三强（1913.10.16~1992.06.28）原子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之一，浙江湖州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3] 。
王大珩（1915.02.26~2011.7.21）光学专家，生于江苏吴县。中国光学界的主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 导者。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国防光学工程事业。
彭桓武（1915.10.06~2007.02.28）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吉林长春。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研制计划。
任新民（1915.12.05~2017.02.12）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安徽宁国人，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
陈芳允（1916.04.03~2000.04.29）无线电电子学家，浙江黄岩人。1964年至1965年，提出方案并参与研制出原子弹爆炸测试仪器，并为人造卫星上天作出了贡献。
黄纬禄（1916.12.18~ 2011.11.23）安徽省芜湖人，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曾任中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总设计师。
屠守锷（1917.12.05~2012.12.15）浙江湖州人，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曾任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远程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吴自良（1917.12.25~2008.05.24）材料学家，生于浙江浦江县。1948年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分离铀235同位素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钱骥（1917.12.27~1983.08.28）江苏金坛人。地球物理与空间物理学家、气象学家、航天专家。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程开甲（1918.08.03~ 2018.11.17）江苏吴江人,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4]
杨嘉墀（1919.07~2006.06.11)江苏省吴江县人，中国航天科技专家和自动控制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 基者。领导和参加了卫星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研制。
王希季（1921~ ）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生于昆明。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
姚桐斌（1922.09.03~1968.06.08）江苏省无锡人，导弹和航天材料与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导弹与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领导者。
陈能宽（1923~2016.05.27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生于湖南慈利县。1960年以后从事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
邓稼先（1924.06.25~1986.07.29）安徽怀宁人，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
朱光亚（1924.12.25~ 2011.02.26）核物理学家，湖北武汉人。1957年后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出任工程院首任院长。
于敏（1926.08.16~2019.01.16）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关键问题。2015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孙家栋（1929~ ）辽宁复县人，长期领导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上世纪60年代，孙家栋受命为卫星计划技术总负责人，201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周光召（1929.05.15~ ）湖南长沙人，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7. 两弹一星元勋的概要

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两弹一星也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两弹一星年代中国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以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上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奖章直径80毫米，为99．9%黄金所制，重约515克。奖章主体图案以五星、长城、橄榄枝和光芒组成。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授予23人，主要授予三个方面的人员，航空航天、核武开发、国防科技中有重特大贡献的人。截至2012年12月，健在的两弹一星元勋有7人：程开甲、王希季、于敏、孙家栋、任新民、陈能宽，周光召。

8. 三位耳熟能详的两弹一星元勋

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怀着科学救国抱负的海外留学生，冲破艰难险阻，回到祖国怀抱。他们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至今鼓舞着海内外华夏儿女。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非常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不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更重要的是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949年夏，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专程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周恩来同志指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分别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全权负责接待回国的留学生。12月18日，周恩来同志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给那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并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留学生回国热潮。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到1950年年底，有近400名中国留美学生、200多名中国留英学生（占留英学生总数的2/3），回到祖国参加建设。到1955年11月，由海外回国的留学生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1人。到20世纪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人。他们当中，包括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严济慈、华罗庚、钱三强、程开甲……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难局面，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拼搏，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厚待遇和远大前程。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毅然决定回国，他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虽然其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但他没有屈服，最终冲破重重阻拦，一家人在1955年登上归来的轮船。
  
 经过长达21天的颠簸，钱学森一家在1955年10月回到祖国。仅仅一个月后，钱学森就深入东北地区的有关厂矿、大学和研究所考察调研。在访问哈军工时，时任院长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赶来接待他。钱学森曾回忆说，“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中国人怎么不行？所以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不久后，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被送进中南海。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当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团队中甚至有人连导弹都没见过，研发尖端武器异常艰难。
  
 面对重重困难，钱学森从最基础的工作干起，他编撰了一部基础教材《导弹概论》，启迪中国第一代从事导弹和火箭研制的航天人。当时，钱学森是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的总体技术负责人，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钱学森和其他专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克服了无数的技术难关，亲手缔造了“东风”导弹，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使航天事业取得开创性突破……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当中，他最为优异。”这是1948年钱三强回国前夕，其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的评价。
  
 在法国师从这对著名科学家期间，钱三强迎来了他科学事业的第一个巅峰。
    
 约里奥·居里夫妇为此感到骄傲，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实验室的首个重要成果。
  
 不久后，钱三强被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他是第一个获得此职位的中国人。
  
 在很多与其共事过的人看来，钱三强不仅是一位有很高学术成就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科研事业的组织家。
  
 新中国成立前夕，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决定回到祖国，奉献毕生所学。临行前，有人问钱三强，你为什么要放弃良好的科研环境和优渥的生活条件而选择回到一穷二白的中国呢？钱三强回答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夏天，钱三强向居里夫妇郑重地提出要回到祖国。居里先生起初对他这种决定表示太惋惜了，希望他继续进行研究，再有新的科学发现。但是当他听完钱三强详细的陈述后，对钱三强这种回国的想法表示理解和赞成。居里夫人和他们告别的时候说：“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是现在的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后来他又分别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副秘书长、科学院的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就在他做二机部副部长期间，他领导组织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和“两弹”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
     
 1924年，邓稼先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邓以蛰是国学大师。1945年，他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两年后，他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国内。
  
 1954年8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经再三斟酌，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领导担心太直接，会让他一时产生压力，于是就采用了这种半是哑谜而略带些幽默感的方式试探一下。邓稼先马上意识到这是原子弹，来不及细想，便自言自语地回应了一句：“我能行吗？”当钱三强慢慢把此举的意义和工作任务告诉他后，他选择了服从与担当。
    
 危难时刻，他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哪怕殃及生命也毫不足惜。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十分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后，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他却还坚持着想要回核试验基地。纵使走路都有些困难了，他仍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达命令：“你们还年轻，都不能去！”即使在他弥留之际，仍关心着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叮嘱同事们：“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邓稼先去世前，曾忍着身体的剧痛，和同事于敏一起递交了《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此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正是按照他们所提出的建议，在日后达到可实验室模拟水平。
  
 做隐姓埋名人，干惊天动地事。尽管只活了62个春秋，但邓稼先铸就的以“两弹”为代表的辉煌成就，以及荣获5次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次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巨大荣誉却超越时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立自强的 历史 见证，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