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思想影响最重要的事情

1. 对鲁迅思想影响最重要的事情

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在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社戏》中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我们这白篷的航船，也不愿意与乌篷的船在一处，而况并没有空地呢”这句。当时我是产生过一个疑问的：同是船，不过颜色不同，为什么鲁迅先生会说不愿意与乌篷的船一起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去百度了一些资料。

首先我们得弄清这两种船究竟有何不同：
乌篷船两头尖翘,船舶覆盖半圆形的船篷。篷用竹片编成,中夹竹篱,上涂桐油黑漆。绍兴方言称黑为"乌",故称乌篷船。
白篷船，所涂的是桐油清漆。
在绍兴,最有名的当数乌蓬船。绍兴的乌篷船也叫脚划船，是绍兴所特有的。
　　白竹篷的小船。多见于浙江 绍兴一带。 宋 陆游 《小舟白竹篷盖保长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戏作》诗：“不爱相公金络马，羡他亭长白篷船。” 鲁迅 《彷徨·祝福》：“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
乌篷船：乌篷船是汉族的一种交通风俗。作为江南水乡的独特交通工具，因篾篷漆成黑色而得名。江南水乡是船的世界，乌篷船大多在江中驶，行则轻快，泊则闲雅，或独或群，独则独标高格，群则浩浩荡荡。乌篷船是水乡的精灵，更是水乡的风景。也有文学著作及歌曲以此命名。乌篷船可以在一些狭小的水道里航行，十分方便。乌篷船被称为“绍兴水上三绝”，“绍兴三乌”。白篷船和乌篷脚划船历史悠久。船篷用竹片、竹丝编成半圆形，中间嵌夹箬。叶活像中间弄了俩个“半圆”，制成后用烟煤粉和桐拌搅涂于船篷。绍兴方言“黑”叫“乌”，乌篷船由此而得名。





白篷船

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说白篷的船却不愿意与乌篷的船一起呢？
原来，在绍兴，乌篷船是大户人家的私家船。白篷的是渡船（就是专门摆渡人的）。孩子们借的是白篷的渡船，自然不能和那些大户人家停在一起。

那些坐白篷船来的人大多是因看戏而来，加之白天要下地干活，所以很早就回去了。而那些乌篷船上坐的则是一些富户人家的家眷，他们来些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看戏，更多地是为了消遣，吃吃糕点、瓜果之类的，抑或是为了炫富，他们不急于干活，所以晚上也有很多在那里看戏的。

鲁迅在小说中写到迅哥儿和他的小伙伴们来看社戏已是晚上，所以见到的多是乌篷船。而自己坐的是白篷船，一看就不是一类的，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和白篷船在一起了。

 从这句话中我们能看出鲁迅先生怎样的人生态度呢？
鲁迅在战斗的道路上经历过痛苦和苦闷，在苦苦求索中寻找国家的新的出路。十月革命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时开始，他热情支持新文化运动，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融合在一起，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的深沉观察，同时革命者的鲜血也擦亮了他的眼睛，使他从一个进化论者进到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

鲁迅通过《守戏》赞美了劳动人民和农家孩子淳朴的品质和聪明的才干，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他并不向往那种剥削阶级的生活，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他的心中装的是旧中国的广大农民。

2.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怎么回事?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追问，中国鲁迅学界对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有了更为接近鲁迅本身的认识。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劣根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
理性，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
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
“抗拒为奴”思想，是一直延续到当代最重要的价值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
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
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和意义，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是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野草》、《彷徨》那样的无比完美的文学文本，也给我们传下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独辟蹊径的学术经典，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对中国人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的反思和对黑暗的反抗。他的那些无比精美的作品，正是这种反思和反抗的结晶。
其实，这种反思，不仅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也是最为重要、带有根本性的。日本、韩国也是从反思这一点接受鲁迅的，已故的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提出了“个的思想”，认为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
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
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并就提出这样一段至理名言：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意思就是：首先在于审视自己，也必须了解他人，相互比较周全合宜，才能产生自觉。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他青年时代办《新生》杂志失败后，陷入有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大寂寞。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自己”了，明白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看见自己”，正是认识自己的开始，开拓出了他一生精神历程的正确起点。20世纪初叶，面对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思想界展开了如何救中国的争论，有人“竞言武事”，有人又“复有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
鲁迅则指出这些人不过是“不根本之图”的“辁才小慧之徒”，与之针锋相对，在青年时代就提出了“立人”的理想。他在早期论文《文化偏至论》中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就是说如果有了高素质的人，一切都好办，国家自然就会兴盛；倘若人的素质不行，即便有了强大的军队，丰富的物质，有了商业和议会，也是白搭。
因而，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五四”时期，他抨击中国旧文化，也旨在寻找“真的人”，使人们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对中国历史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大胆质疑，把四千年的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而最为可贵的是他不仅批判别人，而且反省自己也是“吃人”者中的一员。诚如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所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中国人灵魂内面的自我批判，从内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如果说，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为媒介才能成为真正的批判，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便为‘文学革命’第一次充填了实质性的内容。”鲁迅的工作就是“以《狂人日记》为轴心呈扇状向外展开的”，他从“真的人”的立场出发，去寻求民族灵魂根柢上的全面觉醒，“通过对传统的彻底否定而力图全面恢复民族的个性”。
他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号召青年们击溃“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成为不做奴隶的“真的人”呢？这就需要有人的意识，懂得人的价值。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反省自己，认识自己。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尊重自己，才可能认识别人，尊重别人，严格地遵守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游戏规则”—民主与法律，实现人的自觉。
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话，提醒着后人：“认识你自己！”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其实，说到底，人类从诞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追问和反思。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话，提醒着后人：“认识你自己！”法国大思想家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 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需要逐步认识自己，实现自我意识的自觉。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 晚清以降，对于中国来说，“认识你自己！”就不仅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实在是太不认识自己了。
从“本能的人”提升为“自觉的人”、清醒的人、“真的人”
关于这一点，真应该写一部专著加以深透的研究。因此，鲁迅的反思精神在今天就格外具有现实意义。只有经过这种带有深邃哲学意味的深刻反思，才能把中华民族所反复体验的痛苦的历史感受，提升到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而不是停留于感伤和叹息。从而以理论和哲学的高度自觉性避免历史的轮回，开辟新型的未来。在这个时候，我们迫切需要鲁迅那种深刻的反思精神，对20世纪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对宇宙中出现地球人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做一下整体性的带根柢性的全面反思。使自己从“本能的人”提升为“自觉的人”、清醒的人、“真的人”！

3. 鲁迅“立人”思想有何意义?

鲁迅曾说：“立国先立人”，“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兴国”（亦即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项是“人”的工程。鲁迅对“立人”的正面主张，比如他希望中国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能容纳新潮，等等，其实就是鲁迅本人精神的写照。“鲁迅精神”是一种百折不回、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是中国人为生存、解放而奋斗的一种民族精神。鲁迅的“立人”，就是要培养这种民族精神。“立人”是鲁迅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他所从事的文艺运动不过是“立人”的一种手段。

4. 鲁迅“立人思想”表现在哪些作品里的哪些人物身上？

“立人思想”之我见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开路先锋，其思想广博深邃，充分体现了一代宗师对真、善、美的热情歌颂。对假、恶、丑的无情批判。而其中最能体现先生意愿的便是被后人称颂的“立人”思想 。那么，先生何以要奋臂疾呼“立人”二字呢？立人思想究竟富含那些深意呢？   首先要提及的是“弱者本位”思想。我们知道，以“民主”和“科学”为两大主题的新文化运动，从某个意义上也是宣扬“人道”和“人性”的解放。鲁迅先生基于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将着眼点放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无产者和妇女、儿童身上。对普通劳苦大众表现了极强的亲和感与同情（当然，这并非说先生对弱势群体的天然缺陷是不与揭露和批判）。由此形成了他弱者本位的思想。可以说这一观点是构筑先生思想体系的根源所在。我们可以从先生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体会到这一点。如：被官匪剥削的几近麻木的闰土；浑浑噩噩的阿Q；婚姻不幸却反抗无门的爱姑；甚至自视清高却终摆脱不了贫病之苦的下层知识分子范爱农。   那么，被先生所关注并充满希冀的弱者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呢？概括来讲，一曰“看戏与演戏”；二曰“求乞与被乞”。这两种都属于先生不满甚至愤恨的“民族劣根性”。   对于“看戏与演戏”的观点，其形象代言人对读过先生小说的同学而言是十分熟悉的。如被众人当作戏谑对象的孔乙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当众调弄小尼姑的阿Q；更不用说《示众》中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演戏般场景了。众生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有些还有强烈的表演欲，惟恐他人对自己视而不见），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当做戏来看。看戏与演戏于是就成了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从而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互不信任、自以为是以至冷漠麻木。而这一切又都掩盖在一片喧哗而热闹的锣鼓声中，看去仿佛彼此十分亲密打成一片。这不正需要“立人”思想来重新让国人拥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吗？   其二：“求乞与被乞”。人，不论哪个时代的，都总会对他人有所求，因而同时也有所施。有所求，则可能依赖他人，丧失自我；有所施，则可能使他人依赖乃至依附自我，从而膨胀自我，迷失自我。   诚然，生活中不乏被逼无奈的求乞者，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真正意义上的“求乞者”。这些求乞者往往可以自谋其力，养家糊口；甚而有身处不幸却浑然不觉，反倒自觉高尚地加倍求乞于他人的。若求乞得手，则相安无事；若不得，则会殚精竭虑地想办法，以致坑、骗、盗、抢也在所不惜。前一种如祥林嫂，虽为奴仆，几近是求乞于鲁家，若非一连串变故，也就那么苟活下去，何至于冻死在除夕之夜；后一种则如阿Ｑ，明知不是自己的萝卜，还强词夺理道是他的。“聪明”和自欺居然劣质到这种地步，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人格和品行了。如果说先生对前者还是哀其不幸的话，对后者则很大程度上是怒其不争了！ 再说“被乞者”，即施舍者。相信许多人在生活中都以施舍者自居，以显示自己如何富有爱心、同情之心。但读罢先生《野草》中《求乞者》一文，就不能不诧异于先生所言：“我讨厌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只是一种求乞的法子。”可见，对于现实中虚假的求乞，对既不知悲哀不幸又要表演悲哀不幸的求乞者，正确的做法是无须布施。思考、鄙夷或离开，是智者正确的抉择！ 由此可见，弱者是立在排着肉筵的强者、食人者之外，茫然不自知地生活的人。那究竟该如何去“立”他们呢？在先生看来，除去革命势力起来反抗鱼肉和麻痹人民者之外，更重要的是反省自我，至少是少数先驱者首先建立起独立的个人精神自由。   “立人”的根本在于“尊个性而扬精神”，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个性，人才会去发现“精神”。精神是自由的，还是压抑的，这直接关系到是安于现状还是奋起反抗！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正是立人所必经的考验。经过先驱者的启蒙、教育，无数的“闰土”、“阿Q”清醒过来，不在沉默、胆怯、徘徊，“立人”的思想才会一步步清晰明确起来！

5. 鲁迅的“立人”主张有何意义?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追问，中国鲁迅学界对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有了更为接近鲁迅本身的认识。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劣根性的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我认为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谓奴性，并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给人做奴仆，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依赖于外在的某种力量或者自身虚构的某种东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属于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为奴，开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争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没有达到理性的境界，对自身与外界尚没有深刻的系统的理解。 

　　理性，是达到了这种境界，对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及其相互关系有了理性的认识，成为了自觉的理性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要经过奴性、悟性、理性这三个阶段，一个民族直至整个人类同样也要经过这三个阶段。而民族和人类的精神自觉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类的思想家、文学家，对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类的人性进行内审与反省，并以文学为途径把自己反思的结晶传达给人民，以改变本民族的精神和人类的人性。 

　　鲁迅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 

“抗拒为奴”思想，是一直延续到当代最重要的价值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坚韧而悲壮地反抗绝望，苦苦奋斗了一生。 

　　他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巨大价值，在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这是鲁迅所承担的历史的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 

　　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和意义，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是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正因为鲁迅具有这样的价值，是从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国人的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所以必然触动了每个读鲁迅的人的神经中枢，牵扯到所有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因为种种文化论、战争论的根柢，说到底也是应该怎样认识人类自己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因而至今总有人骂他，攻击他，也总有人推崇他，纪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论战也都要把鲁迅牵连进去。 

　　鲁迅给我们留下了《野草》、《彷徨》那样的无比完美的文学文本，也给我们传下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那样独辟蹊径的学术经典，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对中国人精神以至整个人类的人性的反思和对黑暗的反抗。他的那些无比精美的作品，正是这种反思和反抗的结晶。 

其实，这种反思，不仅对于一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也是最为重要、带有根本性的。日本、韩国也是从反思这一点接受鲁迅的，已故的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提出了“个的思想”，认为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 

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 

　　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企盼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并就提出这样一段至理名言：

6. 立论 鲁迅

鲁迅写这篇文章 ，大概是要阐述这样的现象 ：有些人为了躲避因说真话而带来的不和谐，乐得其所的说官话 套话；  这些话是客人们普遍喜欢的，不论真假，都会得到得到大家的感谢和恭维 ；而那些不识趣的人，在不对大场合说不对的话，自是要得到暴打的，可笑的是，往往挨打的人说的是真话。
    说真话的人貌似比说假话的人坚强，他们不怕因说真话而招来的麻烦。或者说说真话的人们真的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不该说些什么。而那些说假话的人，他们不一定都是怕挨打而故意说假话的，但他们是饱经沧桑的，现实的磨砺使他们明白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事实是：说真话的挨了打，说假话的得到了恭维和感谢。这是伴随社会化的人类集合中的一种现象。为了融合，有些人不愿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现出来，在永远的沉默中，麻木了。他们习惯了这种融合，竟不习惯最本真的真实了。至于您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不作回答。因为每个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
把我的人生格言拿出来分享吧：脚踏实地，心系天空，融合在世间万象中熠熠生光，活在当下。希望您能仔细的看看这句话，可能会得到些思路。但仅供参考。

7. 鲁迅的作品对当时的世人有怎样的影响？

一届文人，最能体现其价值的，是民众的爱戴，其他的，不过是一些政治口号罢了。
参加过鲁迅葬礼的人的回忆：
鲁迅的葬礼，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工人、学生、妇女团体、鲁迅生前的挚友亲戚，和读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识的男男女女，参加行列的，总有一万人以上。……所以当时全国所有的刊物，无论哪一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都充满了哀悼鲁迅的文字。（郁达夫《回忆鲁迅》）
当他的遗体停在殡仪馆那壁角周围闪着几十支阴沉的电炬的灵堂的时候，苏联的、欧美的、日本的一些爱着真理的人们，都惆怅着各色的嘴脸，先先后后的献上花圈，在他的遗容前默默地站着，垂了头，热泪从他们的眼眶滚了出来，……中国的同胞们，团体或个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和穿得破旧的，成千上万，都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长串，惆怅着各样的嘴脸，轮流着在灵堂献上花圈和对联，在他的遗容前默默地站着，垂下头，热泪从他们的眼眶滚了出来……还有许多一对对、或个别的人从街上、从大门外就一直哭进灵堂来，红肿着眼眶，热泪横流满面，在他的遗容前默默地站着，垂下头来，放声的痛苦，肩头不断的抽搐……有些人还留下他的吊词道“我死了母亲还不曾怎样悲痛过，可在你的灵魂前我忍不住痛哭了！”（周文《鲁迅先生是并没有死的》）
在殡仪馆瞻仰遗容本来预定是一天，因为来瞻仰的人，多得大出预料之外，又延长了两天，二十三日下午才出殡。
盖在遗体上的是一面“民族魂”锦旗，字是沈钧儒写的。（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
各界的人不经邀约，不凭通知，各自跑来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表示钦敬和志愿追随的心情。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子或者横幅，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歌曲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动手铲土，把盖上“民族魂”的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了（叶圣陶《相濡以沫》）
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在会上致了悼词（宋庆龄《追记鲁迅先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先生的逝世，给狱中带来了极大的震悼……我用牢房里唯一允许使用的小学生的“黑石板”，写了“鲁迅先生逝世”六个粉笔大字，从铁窗中举了出去，这是难友间平时通讯的一种方法……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病监。第二天，照例每天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互相见面，个人臂膀上都已经佩好一块从破衣服撕下的黑布，当作悼念的丧纱。（楼适夷《毕生难忘的恩情》）
我们每人手执一面白旗，我也拿着白旗唱着歌曲走在队伍中间。记得走过日本人办的国文书院门口时，许多日本学生穿了黑色的学生制服，戴了眼镜，看到这么长而整齐的队伍，大为惊奇，都啧啧称赞说：“中国出了这么伟大的作家，了不起！”（吴似鸿《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男女和少年。（内山完造《鲁迅先生》）
史沫特莱在鲁迅死后写下这段话：鲁迅之死不仅给我个人带来悲痛，也是民族的悲剧。他并非无目的而活，也不投身于猎取财物、权利和地位。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中，他对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影响最大。
……教师和学生们离开了他们的教室，店员离开了他们的商店，工人离开了他们的工厂，穷苦的作家，画家和演员走出他们的藏身之地来为他送葬。（路易.艾黎《鲁迅回忆片断》）
单单那面盖在遗体上的＂民族魂＂三个字，足以说明鲁迅的影响，足以说明一切！（答非所问，见谅）

8. 鲁迅的生平对其创作有何影响

首先，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阅历对其作品有这深刻的影响
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途中，他深深领略了社会的世态炎凉。2.
1898年，他到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接触到了《时务报》和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思想，激发了变革图强的热情。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弃医从文的鲁迅深深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他们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也就是说正式鲁迅的生活和社会经历促使他想要从事文学，从事文学也是为了能够反应但是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觉醒。
所以说正是因为鲁迅的这种生平经历才促使他创作出了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