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授们为什么要取消中医？

1. 中国的教授们为什么要取消中医？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要任务，对中医药工作提出了深层次、全方位的要求，并没有取消中医的说法。
而且关于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释义》的通知中明确表示，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发展方针和扶持措施，改革完善了中医医师、中医诊所和中药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同时规范中医药从业行为，保障医疗安全和中药质量，为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健康需求。
激发和释放中医药作为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的活力和潜力，推动中医药更均衡更充分的发展，全面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扩展资料：
增强民族自信，还要有天下担当，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要求打造好中医药文化与健康两个“中国品牌”，并利用好这一民族品牌效应，服务于世界文明进步和人类健康福祉，贡献中国智慧。
作为中华文化，中医药的传播将影响各国人民的健康观念；作为生命科学，中医药的推广将影响各国人民的健康方式。这都将有助于重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价值判断，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声音：让中医药用起来活起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释义》通知

2. 中国传统医学为什么会消失？

作为传统医学的中医在中国已逐步走向灭亡，为何老外却趋之若鹜？

3. 为什么现代医学没有产生在中国? 请告诉我详细一下 请不要告诉我别人写过的

现代医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它必然与科学一起来临；但同时，医学又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它其中包含着许多社会、文化的因素。因此，在讨论“为何现代医学未产生在中国”这个问题时，要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分析，来得出这个问题的解答。
 
理性思维与科学精神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中国古代还是产生了大量科学技术成就的。我们有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世界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浑天仪与地动仪的发明、圆周率的精确计算、《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等一系列科技论著的产生……但在这些科技成就的背后，我却发现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大多局限于对经验或现象的概括、对某种工艺技术的实际应用或是从哲学和玄学角度上的探讨，然而缺乏对现象后面的本质与机理的不懈挖掘。而通过对西方科学，尤其是近代西方科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西方的近代科学家受到来自基督教会的压力，但他们始终能坚持对真理的探索。
    古代中国为何缺乏理性思维与科学精神，这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大的问题，很难再两三语之内将其阐释清楚，因此我就将注意力聚焦在医学上。
    西方的医学在早期与中国传统医学一样，是一种经验医学。尤其是在中世纪时代，在教会的统治下，所有自由思想都遭到了扼杀，看待一切问题都以《圣经》为出发点和终极真理的“经院哲学”占据统治地位。医学中充满了宗教神学的色彩，按手礼、验尿法、放血术等缺乏科学依据的治疗方法盛行。而当时在中国，脉诊自扁鹊创始以来，已有了巨大的发展；《黄帝内经》中的经络学说已衍生出了系统的针灸疗法；本草学与方剂学也已达到相当高度。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医学是在西方医学之上的。
    然而15世纪后半叶的文艺复兴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带动了西方医学从经验向实验的转变，这是产生现代医学的重要一步。
    而中国呢？正如鲁迅在其杂文《病后杂谈》中的评价：“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中国社会仍然一成不变地处于封建社会阶段，中医学也闭门造车，重复古法，而没有对自古沿袭下来的治疗理论、方法进行理性的辨析与科学的思考，这让中国传统医学始终停留在经验阶段。当西方开始用化学分析的检验方法来协助临床诊断、用病原生物学和免疫学解释病因时，中国的医学却仍停留在望闻问切、阴阳五行的阶段。中国本土医学在近代的没落便可想而知了。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基础
    现代医学得以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工程技术的进步。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随着文艺复兴发展迅猛。人体解剖学的建立、生理学的奠基直接推动了医学的发展；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生物进化论的提出、细胞学说的建立以及无机有机化学的发展都对近代医学起到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脚步，西方的工程技术极大的发展，显微镜、听诊器的发明以及电学、光学、磁学的发展，都为医学研究与临床诊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而近代中国则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发展缓慢。科举制度让读书人变成儒学家、哲学家与政治家，而非科学研究者；在“学而优则仕”的氛围中，技术工匠得不到重视与尊重。还有其它一系列原因导致近代中国科技的不发达，而现代医学是不可能凭空出现的，它需要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土壤才能开花。因此这一点也注定了中国无法在近代诞生出现代医学。
 
医学教育模式上的缺陷
    中国古代的医学教育大致可分为师承、家传、学府传授、自学和私淑五类。虽然说这些教育制度各具优点，如师承的教育方式有利于发挥师徒双方的积极性、有利于学习继承老师独特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有利于紧密联系实际，增进学生的临床实践经验；家传的教育方式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父以教子尽得真传；学府传授有明确的培养目标，有具体的行政设置、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学制和考试、升级、毕业、奖罚等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它们也具有显著的缺点，如师承、家传教育方法往往受学派门户的影响，不易接受其他医家、学派的学术思想，从而导致知识及认识水平的局限。此外，家传的方法有时受“传子不传婿”、“传媳不传女”思想的影响，往往导致一些验方秘术失传；学府培养的医生主要在太医院当太医或医官，缺乏临床实践，且病种单调，诊治谨慎。
    中国古代的医学教育模式与西方12世纪便兴起的大学医学教育相比，最大的缺陷还是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只是学到了一家之言，而缺乏与其它医学学派的交流沟通、缺乏对医学以外学科的了解。这样的话，学生的思想容易受到束缚，容易陷入重复古法、缺少创新的境地。这很不利于科学化的医学的产生。
 
中国古代医生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崇尚的是学优而仕、中第显达，从而佐君行道，利泽生民，所谓“治国、平天下”。而医学方技，属于技艺类的东西，即使取得再大的成就也属于次一等的，没什么大出息，被视为“儒之小道”。因此中国古代的医生地位并不高，许多人在做出学医决定时，往往也是痛下决心。朱丹溪在接受其理学老师许文懿先生弃儒习医的建议时，感慨地说：“士苟精一艺，能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大有忍痛割爱之意。甚至在明清时期，很多医家并不是原来就主动或自愿从医的,大都因习经文走仕途之路受挫而被迫投身医学的，有的则是因自己年轻时多病或为父母疗疾而多少有点不得已习医的。
    在西方历史上，医生的地位大体上是逐步提升的；而古代中国，由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强化巩固以及科举制度的大力推行，医生地位却有下降趋势，到明清时代尤甚。医生地位不高，导致了医学人才的匮乏，而医生在社会地位无法得以保障的条件下，关心的自然是靠医技养家糊口，无心从事医学研究。可见，中国古代医生地位的高低变化从侧面阻碍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责备古人”，而是在于从历史中总结出对现在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医学是在不断地发展之中的，我相信我们现在定义的“现代医学”也并不是医学的终点，未来的医学一定还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分析近代的西方医学为何得以振兴，中国的传统医学又何以衰落，在于找到目前中国的医学研究、医疗模式和医学教育是否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中国现代的医学需要在哪些地方找到发展的突破口。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中国的医学一定会在将来达到世界顶尖的行列。

复旦生命学院为您解答，希望您能采纳，谢谢

4. 为什么人们宁可相信现代医学，却不相信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中医？

在中国，相信现代医学的人只是很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一些医学专业、医疗界的著名学者专家）都不相信现代医学。
医学属于科学范畴，科学上的事就要相信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科学实验、试验得到符合科学标准的结论的），而不能墨守旧的结论。比如古代人认为人生病是因为风、湿、寒等邪的侵入，现代医学通过大量的实验、试验证明，风、湿、寒不会导致人生病，那么就要相信科学实验、试验的结论，而不能再信古人靠臆想、推理得出的结论。
几千年的认知、经验未必是正确的。汉朝时的人抛弃了一些流传了几万年的上古巫医而创立了草本医学，就是对祖宗、传统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中医是进步的、先进的。
科学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发现、揭示事物的本质，否定、纠正用非科学方式得出的错误结论。

5. 如何看待现在某些国人选择信任现代医学，质疑中国传统医学的现象？

中国传统医学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中医学，这是从很久以前就被人们采纳和应用的，从古至今人们都是依靠着中国传统医学来给人治病，所以我觉得中医也是很值得信任的。

中国传统医学所依靠的是人们长久以来的经验，和一些大家都懂的理论知识来和疾病斗争。这是我们中国人用了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所以中国传统医学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到现在还是有原因的，它一定是对于一些疾病是有治疗的功效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质疑。


中国传统医学一般都是通过“望、闻、问、切”来帮助病人看病的，一般都是通过中医的经验还有就是他们对于人们的气血、养生之类的东西的研究，那么现在的人们所信任的现代医学呢，可能比较起来是更加的科学的，因为现代医学是通过更加科学的手段，和对症下药的方式来快速的解决病症，但是一般的现代医学的治疗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副作用，毕竟它并不像中医学，中医学是通过缓慢的治疗，自己来慢慢调养的。所以说如果想要高效，那么一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我觉得现代的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都是可以相信的，但是这两个医学都有自己的弊端和自己的优点，我们不能一味的去选择一方，因为只有两个的优点或者是互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才会有更加值得人相信的医学出现。

6.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理论是什么？

中国传统医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望、闻、问、切四种诊察方法，把观察到的各种临床生理、病理现象作为客观指标来分析、研究、探讨和判断人体内各脏腑、经络的生理状况及病理变化，从而对疾病做出诊断，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使人体得到康复。

7. 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医学领域，对待一些基本问题，如什么是中医、什么是中国传统医学、什么是民族传统医学、什么是现代医学、什么是西医等，存在不准确的观念和认识，有必要进一步厘清认识、解决困惑。各民族的古典哲学常常是构建其传统医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传统医学往往是古典哲学、临床经验和区域性文化的混合体。探究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及基本框架，对于推进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况

　　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和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医学体系，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传统医学，其中汉族的传统医学理论更丰富，影响也最大。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普及，汉族传统医学又有了“中医”之称，以区别于“西医”这一现代医学。

　　组成中国传统医学的各民族传统医学往往自成体系、各具特点：“中医”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确立理论体系，以气、神、虚、阴阳、五行等中国古典哲学概念为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体现中国古典哲学的整体性、有机性与动态性等；维医以气质论与体液论等为理论基础，也吸取了阿拉伯医学和“中医”的精华；藏医以阴阳、四元学说为理论基础；蒙医以阴阳、五行、五元学说为基础。

　　综观中国各主要民族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成医时间、哲学基础、代表人物、代表著作、解剖、生理、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特点等方面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在诸多方面有很高相似性，均符合经验医学发展的规律。它们当中，又以“中医”最为完整和成熟。

　　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各有特色，为保障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贡献。但也应看到，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历程与西方近现代医学迥然不同，它紧紧围绕病证诊治和解决患者实际问题这个中心，并借助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体液学说、气质学说等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特别是“中医”体系和其所体现的“中国哲学”一样，代表了当时世界经验医学与哲学形态的最高成就。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发现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理论科学和基础科学研究的踪迹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能将自然界多样性统一抽象为客观物质性，而是用形象化的、具体的物质或运动形式来描绘和解释现实世界的图景。用一种、两种或多种本原来解释大千世界，这就形成了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这种哲学理论多样性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在古代中国的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中医”还是前述其他传统医学，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多元论，“中医”和蒙医等采用的是五行学说，维医、藏医等则采用四元学说。对比一下五行学说和四元学说的本质，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我国古代多种民族传统医学之所以选用多元哲学，是因为它可以提供形式化的动力学模型，而一元论、二元论由于过于抽象而难以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具体应用。多元论不仅提供了哲学思想，也提供了构建多种民族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

　　“中医”之脏腑学说古称“藏象”，意指“脏藏于内，而形见于外”。这表明，受制于时代特点，“中医”脏腑学说是从机体外部现象入手构建的唯象理论，而非以机体内部脏腑解剖、生理等构效关系形式建立。各民族传统医学大都在唯象基础上构建理论，又用唯象理论等将经验抽象化、规范化，从而使零散经验在统一的古典唯象理论中汇集，形成各种学说，以使经验医学得以保存、发展、交流和传授。脏腑学说、体液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一是两者都形成于鬼神致病论动摇以后，是继宗教医学或巫术医学之后医学理论的重建；二是两者都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有限临床经验相结合的产物，都属于以古典哲学概念为基础的经验医学理论。

　　其实，从哲学到具体自然科学门类，跨度甚大，中间需要许多认识充填，古代经验医学理论本质上都是古代多元论哲学的翻版。脏腑学说、体液学说正是以这种方式构建的。“中医”用肝、心、脾、肺、肾替换木、火、土、金、水，脏腑被赋予五行的基本功能与属性，脏器之间也被赋予五行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这样，脏腑结构、功能与关系就成了人体组成与功能的基本模型，一切病理、生理过程都可从这个模型功能状态变化中得到描述与解释。维医则是用血液质、黏液质、胆液质和黑胆质四种体液替换四元学说中的气、水、火、土，同样将四种元素的特性及相互关系引入体液和体液之间，通过体液的比例、分布和质量变化情况模拟与解释人体各种病理、生理过程。从理论价值上看，脏腑学说和体液学说之间差异不大，二者都属朴素的唯象理论，均有朴素整体观、平衡观、病因观、病理观和预防观。但脏腑学说内容上比体液学说更丰满，它把脏腑的功能通过阴、阳、气、血、精、津液等中间变量与人体症状及体征之类的外部变量联系起来，以通过脏腑功能改变推理人体各种外部表现（包括症状和体征），或通过人体症状、体征等外部表现变化来辨别与设定脏腑功能的改变。不仅如此，传统医学的治则治法、传统药物药效描述与疗效确定等也分别被纳入以脏腑学说、体液学说等为核心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中，并因此实现病、证、理、法、方、药的一体化。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

　　借助临床实践和古典哲学等构建的中国传统医学，其庞大体系中有很多逐渐被现代医学认同的技术与经验，蕴含一些预示医学未来发展方向和面貌的胚芽，但也存在带有时代和文化烙印的朴素甚至错误认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可以分成三部分，即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不自觉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和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和西医的发展均进入新阶段。随着现代医学影响不断加深，特别是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特别是“中医”的一些理论、治则治法、方药等的现代科学内涵得以部分阐明，中国传统医学结构也日趋明确，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所谓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涉及中国传统医学基础和临床的许多环节。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与现代医学的早衰或衰老性变化相关。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关于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等的系统研究，早已获得“中医”和现代医学领域专家的一致认同。许多“中医”古方所能主治的病证，基本可以等同现代医学目前所能认识的某些特殊疾病或状况。许多中药单药或组方具有较好疗效，千百年反复使用且疗效稳定，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些中药作用的环节也日趋明确。比如“麻黄治喘”，现代研究表明：麻黄所含主要组分麻黄素等属于生物碱类物质，是拟交感神经药，作用于β—肾上腺素能受体；而洋金花平喘止咳解痉功效的基础，部分来源于其所含的胆碱能受体阻断剂东莨菪碱等。此种“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在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的外科、骨伤科领域更是比比皆是。

　　不自觉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医学，理论体系主要借助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构建，大都采用“辨证论治”诊治方法，运用天然手段治疗疾病，强调疗效，不强调与同时代科技发展相一致。现代医学以“自然不能被认证就不能被征服”的观点为基础，强调还原论，要求与科技同步前进。因此，中国传统医学除了古老、朴素的特征，还具有超越时代的认识。以理论思维为例，中国传统医学在此方面对现代医学始终有所引领，如“中医”有“人与天地相应也”之说，这是机体与环境的统一观；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等2008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角度，阐明了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配伍理论及分子机理，影响深远。另以针灸为例，根据机体不同状况选用不同穴位和针刺手法，通过影响多个靶点干预疾病过程的多个环节，激发机体自身内在调节能力而达到治疗目的，这些已被现代医学所认可。

　　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科学理论只有不断认识与修正自己的短处才能进步，而其进步的标志则是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产生。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发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现代科学研究已说明“心主神明”之“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脑。孙思邈《千金翼方》对硝石的记载是：硝石，味苦辛，寒，大寒，无毒。但现代研究发现，硝石中含有硝基化合物，可诱发肝癌。又比如对杜若的记载是：杜若，味苦辛，微温，无毒。其实杜若又名杜衡，含马兜铃酸，会造成患者肾衰竭，还可能导致淋巴瘤、肾癌、肝癌等一系列病症。诸如此类，也并不少见。

　　 　　　　

　　总之，中国是世界上传统医学最发达的国家，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传统医学共同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医学，为保障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贡献。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包括弄清其概念内涵、哲学基础、历史地位、组成结构、理论、经验、技术、方法和方药等，明确其长处和短处，借助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进一步确认其理论、经验、技术、方法、方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及不科学和不合理之处，并开展横向比较，择优发展，弘扬中国传统医学精粹，能够有力推动现代医学文明发展，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全人类。

8. 你好！关于现阶段中国教育的分析，你有什么看法？谢谢各位！

1．教育体制和制度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是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因此，贯穿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正在成为许多国家争相谋求的政策方向，而信息网络技术形成的新载体新平台，也为学习方式转变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和活力。与较完善市场机制下传达出来的信息相关，教育正在全面适应社会岗位群和人的终身发展的多样化需要，这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修订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中看出一个趋势，从零级的学前教育逐级到六级的研究生教育，中等教育阶段开始分为职业、普通和综合不同类型；高等教育阶段则把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为两类高等教育，而不是有高低优劣之分。（图1）

在世界上任何国家，能够沿着普通学校一直升到学术性学位的，都是少数人，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职前职业教育、在岗培训、转岗培训、继续教育，从高职高专到专业性研究生学位，其实都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培训的越来越强的优势，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分工的大潮流，也是知识社会就业与雇佣结构“网格化”“扁平化”的大趋势。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中国家长、学校和社会用人部门中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足够的前瞻意识，仍旧把学术性学历学位教育当成“修成正果”的唯一途径，仍以全日制正规学历教育为中心，人才培养模式缺少多样性和灵活性，致使一些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在办学方针、教学宗旨、学科专业设置以及师资配备等方面，盲目趋同或墨守成规，缺乏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动力和活力，有些地区产业吸纳能力有限，加上用人部门的非理性化，已出现所谓“知识性失业”或“过度教育”的问题。

2．学校和社会片面追求升学的价值偏向

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实施素质教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如课程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农村办学条件等等。但是，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偏好知识灌输和传授，忽视个性发展和能力培养；偏重选拔性考试，忽视评价多样性；过分强调正规学习作用，忽视非正规学习价值等现象还比较严重，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甚至地方政府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这既有教育思想、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有教育结构，体系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还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的因素，以及社会用人制度过度学历化倾向等外部体制性障碍，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

素质教育成为国家政策乃至法律的文本并不难，难的是成为政府、学校和社会自觉拥戴的制度安排和自愿履行的行动规则。

3．财政投入不足，教育系统内外之间资源缺乏共享

多年来，尽管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确在逐年较快增长，而且平均年增幅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要大，占GDP比例从1996年的2．5％一度提升到2002年的3．32％，达到了自1989年对此项指标进行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原来预计2000年后来拖延至2005年的4％目标未能如期实现。特别是2005年经济普查使GDP存量多出2．3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2004年更下降为2．79％，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表1）。这在一定程度表明，政府宏观调控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表2显示，1990－2004年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总投入的比重从85．6％下降到61．7％，年均增幅一直低于同期的社会教育投入增幅，事实上，中央本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增长基本能够保证，问题是地方财政没有完全到位。在过去15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之中，有7年比上年增长16％以上，其中最高的是1994年，当时为落实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刚刚开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果一下子比上年增长了35．38％；还有5年增长率处于10－15％之间，有3年低于10％。政府换届之年的教育经费容易出现较低增长状况，如1998年和2003年，分别在9－10％上下，但是1993年是个例外，估计是由于上述《纲要》的推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具有很大弹性。其深层次的体制原因是，中国的财政预算内外两笔账、决算必高于预算，经常有超预算收入。由于缺乏财政超收收入等比例追加教育的机制，决算时差距很大。

同时，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办教育资源配置很不平衡，即使在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于中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支持的情况下，由于地方财政支持能力强弱不一，2004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状况继续呈现很大的差异，财政拨款最高的地区比最低者而言，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分别为10．2倍、8．9倍、7．8倍、5．6倍和8．1倍。预计这一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

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教育与培训活动之间的关系尚待理顺，受市场经济利益的影响，教育的公益性有所减弱，政府、学校和各类教育机构之间出现了错位和缺位现象。学校教育体系与社会教育体系之间、正规教育体系内部之间自成系统、自我封闭，教育资源共享程度不高。目前，绝大多数公办学校在法定公共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很难向社会学习者开放，图书、实验设备、实习场所均各自配置。特别是职业学校学历教育仍由不同政府部门主管、规划，长期存在着管理分散、政出多门等问题，劳动部门在执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证书考核方面，采取不同的尺度，在教育内部同样存在着对职业教育规划和管理分离的现象。教育行政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多集中在公办学校方面，许多地方政府的教育规划，还缺乏对民办教育发展的全局性的统筹考虑。

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

从现在起到2020年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教育发展也蕴涵着很大的机遇。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 预计在这一阶段，中国将全面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重在提高质量，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城乡、区域和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确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时间表，促使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整体提高国民素质；职业教育培训将面向就业和市场需求，办出特色，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改进发展途径和人才培养模式；因地制宜地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有条件的地区可在推进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方面走得更快一些。

与此相关，政府还要确认发展公共教育的权责，继续加大财政投入，进一步转变管理职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动员全社会和教育系统共同努力，使中国尽快完成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根本性转变。为此，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认正规教育、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功能

目前，国际上对终身学习的宽泛解释是：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培养的总和，包括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方式的教育，如正规、非正规和非正式的各种教育，还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社区）教育等。欧盟、澳大利亚等采用的主要是广义定义。终身学习的狭义解释是：按照学习环境的变化，主要指学校教育以后不断扩展的学习环境和学习内容，具体指学校教育以后的非正规、非正式的教育。韩国采用的主要是狭义概念。尽管各国对终身学习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但并没有影响终身学习从概念到现实政策的转变。（表4）

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正规学校教育特别是公办学校教育，仍将是学习型社会的支柱。为了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宏伟目标，中国首先要促进各种正规学校系统与社会文化教育机构的相互沟通，开发和建设覆盖面广的、灵活开放并且多样化的学习平台或网络，提供各种学习场所和机会，更大限度地方便全民学习；另一方面是以终身学习的理念，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和学习模式，形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法规、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试行“学分银行”等方式，记录公民一生中参与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与非正式学习的经历与成果，并建立“学分银行”，对各种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成果进行学分认证和积累，并争取社会用人单位的认可与支持，逐渐使学习成为每一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和需要。

2．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

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把教育作为纯“公共物品”和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事实上也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显然，这一模式无法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近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原有相对单一的公办教育，也逐渐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及“私人物品”的系列，特别是经过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入体制的改革，已经分化为基本由财政支持的教育、财政拨款与多渠道筹资相结合的教育、非财政性资金提供的教育等等。当中国签订WTO教育服务贸易减让表后，带有商业性质的教育服务贸易，还可以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来提供。况且，除了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外，公民参与终身学习的成本，很难完全由政府支付。因此，准确定位政府在教育属性发生新变化后应担负的责任，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方向。由于从竞争性经济领域中撤退，政府从原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转变成为只当合格的“裁判员”，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应该有条件、有能力，在公共教育事业领域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框架内，政府的教育责任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向促进教育公平倾斜。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有意、无意地误读或曲解政府教育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主要体现在，简单比照经济领域体制改革的做法，借口所谓“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而推卸公共财政支持教育公平的义务，放弃对于公办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事业的法定责任。结果，在许多财政原本拮据的地区，由所谓公共教育转制后放大的教育资源，并未惠及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这与“公共服务型”政府新的建设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今后中国任何公共教育改革的实验，如果不能有效地增加处境不利地区群体的利益，也至少做到不应使他们原有的利益受损，一旦受损也有相应的修复补偿机制，政府必须为此负起足够的责任。

今后，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与力度，也就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政府责任合理定位问题。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领域选取不同的作为方式，一是“主动作为”，重点在于全力支付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促进区域内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确保国防建设和重大工程人才需求，保障弱势群体基本学习和发展的权利，以教育公平体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所作为”，选择基础学科、边远艰苦行业、事关公共利益而市场又不好调节的部分教育领域，予以稳定的、有效的扶持；三是“委托作为”，选择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的教育领域，或为了提高效率，明确委托授权给第三部门或民营机构来做；四是“不须作为”，引入社会参与和必要的竞争机制，政府仅制定规则和进行监管就可以了。而且，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也须包括规则和监管公平在内。

3．加强非义务教育投入效益监管与教育质量评估

目前，在教育规模不断扩展，财政支持能力滞后的形势下，中国某些地区甚至以收学杂费冲抵财政拨款，提留挪用教育正常收费，随时设置专项，教育经费拨款与使用的种种随意性很大。从部分地区公办学校行为看，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向商业银行贷款，向施工单位欠债，巧立名目乱收费，不向社会实事求是公开收支状况等。政府财政拨款“缺位”而导致学校收费“越位”，则是一些地区公办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同时，非义务教育的质量问题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规模扩招以后，虽然在学人数总规模居于世界第一，但由于学龄人口基数庞大，毛入学率仍排在全世界70多位，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校均规模、学生层次、经费收支结构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其中一个不良的信号是，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在逐年下降：2000年7310元，2001年6816元，2002年6178元，2003年5773元，2004年5553元。同时，学费水平却未大幅上涨，结果是培养费用总额有所减少，由此引发公众对于教学质量疑问是可以想象的。教育质量问题将是今后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由政府指令学校如何定位和提高质量，而是学校未来生存、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预计到2020年，当中国的高中阶段毛入学率接近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40％时，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还会显得更加突出，可能迫使部分故步自封的公办或民办学校“重新洗牌”。

公办学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政府是公共服务的管理者，今后，中国必须明确公办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财政经费分配使用的权责，完善并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完善财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制度，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审计结论要向政府和人大报告，向社会公众公开，将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分配和使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同时，随着现代学校制度的探索和实验，中国将明确区分公共教育领域中的政府、学校和社会的行为边界，政府依据国家行政与教育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拨款、指导和服务；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依法自主规范办学。而且，还要引入更多的社会监督元素，建立政府委托评价、学校自我评价、社会中介评价、公众参与评价等多种途径相互结合的机制，健全教育质量评估和监测的体系。

4．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OECD报告显示，大多数OECD国家的富裕程度和财政教育经费的水平远高于中国，但是其公民参与终身学习仍然以谋生和就业为主要导向，尤其是具有较高个人回报的活动，而由闲暇、兴趣、爱好所驱动的学习只能是支流。通常的终身学习活动大都在正规学校、企业培训部门和工作岗位中进行。所以，建设一个学习型社会，学习者的年龄、身份等差别将逐渐淡化。中国要想建设学习型社会，就一定要找到符合基本国情的恰当切入点。中国公民参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必然越来越体现出以谋生为最主要动力的特点。

中国现阶段社会有两大阶级，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还有六个社会阶层，是指“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然而，中国的高校已经迈进了“大众化”的门槛，许多理念却还停留在“精英化”阶段，培养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于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不屑一顾，殊不知，这部分人是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拼搏而出的，他们对大学能够提供的继续教育需求很大，而且有着足够的成本支付能力，忽略其需求将是很大损失。同时，中国既然有信心来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性大学，也应有信心来创办世界一流的职业学校和培训中心。中国的职业教育要办出特色，不仅要面对普通学校应届毕业生的需要，而且要把视野拓展到社会上其他人群，包括为工人转岗培训、农民致富、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服务，实现更大面积的覆盖，这样的活力才会更强。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在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在校生中，中低收入家庭比例较高，职业教育仍然处于弱势境地，还有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从世界银行的模式看，若让公共教育服务惠及经济贫寒学习者，不能完全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可能有三种方式：一是提供基本知识、技能训练的基础学校或者职业学校，政府需要尽可能提供贫穷学习者的基本资助和财政补贴；二是有一定市场回报率的教育，政府应通过贴息贷款或奖学金等予以资助；三是有很高市场回报率的，政府应对成绩较为优异的贫穷学习者提供全额资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中国政府一定会在资助处境不利群体接受终身学习包括职业教育培训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