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开放式扶贫

1. 什么事开放式扶贫

去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们组织了全市扶持贫困农村大调研活动，拟定了《关于解决偏远山区贫困农村突出问题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在征求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市各民主党派、部分退休的市级老领导等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12月9日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12月30日提交五届四次全委会审议通过。目前，全市解决偏远山区贫困农村突出问题的工作已进入了实施阶段。

    一、基本情况和贫困状况

    （一）基本情况

    市委张茂才书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全市扶持贫困农村大调研活动的要求。从8月1日开始为期20天，由市委新农村建设领导组办公室组织，7位原市级老领导带队，市直20多个职能部门参与，42名处科级干部参加的7个调研组，深入6个县（市、区）和部分市直单位展开调研，6个县（市、区）还派出了210人配合调研。此次调研采取了入户走访，现场察看，村民代表意见征询，县、乡、村干部座谈等形式，涉及基本情况、主导产业和农民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解决突出问题优先序、及解决问题年度规划等7个方面98个小项，基本覆盖了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大家认为，市委、市政府把解决偏远山区贫困农村突出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突破口，抓住了晋城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软肋，抓住了全市新农村建设的薄弱环节。

    （二）贫困状况

    2007年底，我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3000元的行政村有405个。其中，泽州24个、高平38个，阳城6个、陵川244个、沁水93个。根据各县（市、区）意见，这次实际调查了510个村，其中城区20个、泽州24个、高平43个，阳城74个、陵川245个、沁水104个。
这510个村分布在全市46个乡（镇、办事处），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2.26%、总人口的14.31%（23.9270万人）、耕地总面积的17.13%（49.3808万亩）。被调查的510个贫困村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53元，同比只占55.31%，绝对值低1982元。2000元以上的村352个，2000元以下的村158个。2007年底平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08万元，10万元以上的村23个，5—10万元的村14个，0—5万元以上的村156个，无收入的村307个。

    这510个村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1.农民增收难度很大

    在510个村中，以传统种植业为主的村399个、以传统养殖业为主的村107个、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村1个、以第三产为主的村3个。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养殖业和外出打工三大部分。种植业虽然是我市广大贫困农村的主导产业，但都是传统的耕作方式，收入很低；林果业由于缺水等原因，产量低，又受外地低价林果产品的冲击，很难发展。贫困农村有相对丰富的天然牧草和林地资源，也有养殖传统，发展养牛、养羊以及养猪业具备一定的条件，但是由于传统家庭副业式的分散饲养效益很低，小规模养殖又得不到国家产业政策的扶持，再加上交通、信息和普遍缺水等瓶颈制约，发展养殖业困难重重。绝大部分农民对外出务工虽持积极态度，但99%的外出人员文化素质低，缺技术，在外出前没有经过技能培训，只能从事一些搬运、土木装修等重体力劳动，工资收入很低，还极不稳定。

    2.人畜饮水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

    近年来，在国家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市投巨资，持续不断地开展饮水解困工程建设。但由于山大沟深、水源枯竭、居住分散等原因，贫困农村“吃水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人畜饮水方面，被调查的510个行政村中，用上自来水的行政村有306个，其中，用上安全卫生水的行政村有164个，占被调查村总数的32.2%。至今仍未用上自来水的村有204个，占被调查村总数的40%，其中，在1 km外担水的行政村有75个，饮用积蓄雨水的行政村有129个。在已用上自来水的行政村中，一部分自然村因供水设施年久失修、水源不足等原因，又重新回到无自来水可用的状况。

    3.农民看病难还比较严重

    近年来，党和政府在解决农民看病难方面投入很大，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贫困农村的特殊性，“看病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510个村中，设有卫生所的行政村有317个，其中，卫生所达标的行政村有106个，本村没有卫生所需要到外村就医看病的行政村有193个，占被调查村总数的37.8%。510个行政村中，60%以上的村没有具备执业资格的医护人员，村民日常看病需要到邻村或乡里，无法做到“小病不出村”。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和收入水平的限制，为享受新农合的优惠政策，节约开支，农民在生病时真正能选择就医条件的空间较小，加之昂贵的医疗费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4.陪读给农民增加了新的负担

    在被调查村中，本村设置有小学一至二年级的行政村有104个，在本村设置有中心小学校的行政村有78个，仍有328个行政村按政策应设但未设小学低段，占被调查村总数的64.3%。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对农村学校和师资进行有效整合，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幼儿教育师资和设施缺乏，小学、初中布点过于集中，许多中心学校设施设备不完善，甚至不具备足够的住宿条件，家长不得不离家到学校附近租房陪读。随子女陪读，不仅束缚了农民外出创业增收的手脚，而且造成了诸多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

    5.村级债务包袱沉重

    贫困农村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原有“五小企业”纷纷关闭，现有村办企业几乎空白，加之取消“三提五统”，村级集体失去收入来源，2007年510个村村均集体收入仅为3.08万元,而且还有一部分是占地赔偿款。510个村中，有307个行政村当年没有经济收入，占被调查村总数的60.2%。截止2007年底，510个村债务总额是30457.2万元，村均59.72万元，94.5%的村都有村级债务，最高的村是435万元。

     6.村级公路还没有完全通达

     在村级通公路方面，被调查的村中，通水泥路的有403个，通油路的有56个，在已实现村村通的459个行政村中，已有44个村道路不同程度损毁。仍走砂砾路的行政村有10个，走土路的行政村有41个，至今仍未通水泥（油）路的行政村数占被调查村总数的10%。

    7.农村基层组织有待加强

    510个村中，支部村委战斗力方面，强村219个，较强村252个，弱村39个。年龄结构方面，合理村294个，较合理村166个，不合理村50个。

    透过大量纷繁复杂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开放30年，经过不懈努力，过去徘徊在温饱线上的贫困农民，生存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正在努力解决发展问题。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贫困农村“爬不上发展的坡、迈不过发展的坎”，从整体上讲，“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没有起步，一直徘徊在“发展的底线上”。

    二、贫困成因和发展趋势

    （一）贫困成因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长期生产要素的“净流出”。在农村经济三大要素中，土地不能动，责任田、宅基地不许买卖，国家不征，城里人不能买，变不成钱。金融是国家管理，农村的资金通过银行拆借到城市，支援城市建设。剩下一个劳动力，只能是跟着土地和资本走，进城挣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肯定会流出弱势地区，因为强势地区的回报率高。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民是个弱势群体，贫困农村更为严重。

    （二）发展趋势

    贫困农村未来发展不容乐观。从整体上讲，希望贫困农村有一个跳跃式发展是不现实的。一是，长期重城轻乡，城乡非均衡发展还继续惯性推进，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农村内部的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二是，现在农村政策调整后，发展的门槛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利于贫困农村的发展。有的农民反映，过去人们说“靠山吃山”，如今政策管得太严。三是，偏远山区自然环境条件比较恶劣，耕地瘠薄，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而且大部分地方资源贫乏，即使有资源也多因交通闭塞、信息不畅，难以得到有效开发。四是，自然灾害频繁，尤以干旱最为突出。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气候条件的依赖性较强，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农民增收靠天帮忙，脱贫难度大，一遇灾就返贫，且返贫率高。五是，思想观念落后、缺文化、缺技能，已经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障碍。 

    三、扶贫思路和具体对策

    （一）扶贫思路

    我市扶贫工作已经开展了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农村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贫困程度大大减轻。现在510个贫困村，在全市农村是最落后的，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果还是沿袭过去的扶贫方式，“封闭”在贫困村内开展扶贫工作，彻底解决这些贫困村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由过去那种的“专项计划推动”扶贫模式转变为“城乡统筹推动”的扶贫模式，推进“破穷障、改穷业、挪穷窝、挖穷根”的综合扶贫开发，让贫困农村“融入”当地的“城镇化”、“工业化”。所谓“破穷障”就是政府投资贫困农村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建设。特别是农村公路、水利、电力、生态等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破除影响发展和开放的自然障碍；“改穷业”就是积极调整贫困农村产业结构，改变传统落后的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等比较优势产业；“挪穷窝”就是因地制宜推进移民搬迁，特别是让偏远山区的农民迁移到中心村、城镇，可在城镇建立脱贫小区；“挖穷根”就是高度重视贫困农村的教育培训，特别是让贫困农村农民子女都能上好学，在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基础上，逐步实行低收入家庭子女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上农大、免费劳动力培训等举措，通过教育培训让农民摆脱贫困。

    （二）具体对策

    扶持我市贫困农村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9年开始集中利用3—5年时间，基本解决510个偏远山区贫困农村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社会事业明显进步，发展能力明显进步。第二阶段是再用5年多的时间，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偏远山区贫困农村得到快速发展，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当前，重点是解决贫困农村突出问题。贫困农村除了享受各级政府普惠制政策之外，还可以享受特惠制政策，为贫困农村的发展“多垫一块砖”。具体措施是建立财政扶持、企业结对帮建、机关结对帮扶、社会帮扶激励、督查5个机制，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并对贫困农村实行倾斜政策。比如：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年度安排的各项支农资金，有计划地向偏远山区贫困农村倾斜，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财政支农项目编制时，立足于偏远山区贫困农村的比重要高出上年的20％以上；偏远山区贫困农村享受财政扶持政策准入“门槛”要比一般标准降低20％以上；各类用于偏远山区贫困农村的扶持资金标准要高于一般标准的20％以上；市、县（市、区）两级财政每年从上年度正常超收财力中切块安排60％的资金投向农村，其中用不少于20％的资金设立扶持解决偏远山区贫困农村突出问题专项资金；市、县（市、区）两级建立“以煤补农”专项资金。在全市市营以下煤矿按产量在税后利润中按每吨2—5元标准收取“以煤补农”专项资金，缴入财政专户，由各级财政统筹安排使用，重点用于偏远山区贫困农村集中的县域和突出问题比较集中的区域

2. 什么是扶贫救济

帮助生活或精神上有困难的人度过眼前的难关，并引导或交给他们获得幸福的方法途径。我是这么理解的。

3. 救济扶贫是怎样的？

在农村有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如五保户，区，镇政府给予补助的。

4. 对贫困的人口来说,救济式扶贫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贪困问题是？

解决燃眉之急我比较认可，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想要长期解决脱贫，只有创造新收入，稳定的收入来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5. 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扶贫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确立了“扶

     (1)辩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歪曲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向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以正确意识为指导，克服错误意识。(2)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教育、思想观念落后，“等、靠、要”思想严重。扶贫不扶志，不在转变干部和群众的精神状态上下功夫，是扶贫效果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克服“等、靠、要”思想，扶贫先扶志。(3)扶贫先扶志，就是要改变贫困地区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振奋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有扶志，开发式扶贫才能落到实处，贫困地区才能具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最终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         本题属于“限制类”问答题。注意从唯物论角度出发，分析“贫”和“志”的关系。前者侧重物质，后再侧重意识，本题应运用到意识的能动作用原理，从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结合材料分析。    

6. 近些年来，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扶贫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意识能够推动人们的实践活动顺利发展，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歪曲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意识会把人们的活动引向歧途，阻碍事物的发展。 “扶贫先扶志”就是要改变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振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挥正确意识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使贫困地区具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14分         略    

7. 扶贫的方式路径有几种

第一，因地制宜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合理地开发矿业,有计划地进行能源建设,发展交通运输业。
第二，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把贫困地区开发和发达地区发展结合起来，引进信息、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
第三，组织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工商企业、科研单位和中等专业学校、高等院校等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联系，开展对口支援；组织能工巧匠和技术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科技人才。
第四，国家在资金、税收等方面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分别情况减免一定的税收，资金适当集中，统筹安排，配套使用。

扩展资料：
扶贫是保护贫困户的合法权益，取消贫困负担。政府帮助贫困地区加大人才开发、完善农民工人才市场。临时工基本待遇，建立发展工农业企业、促进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对贫困农村实施规划，旨在帮扶改善贫困户生活生存条件和扶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
截至2015年底，我国还有5630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以下统称贫困县）和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多数西部省份的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民族8省区贫困发生率达12.1%。
扶贫意义：
中国由于历史的和自然的原因，各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和中、西部经济技术水平有很大差别，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采取积极扶持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致富，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加强社会安定团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发扬革命传统，巩固国防都有重要的作用。扶贫在构架和谐社会，增进城乡居民亲情等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更为突出。
许多贫困地区的地下矿产资源和地表生物资源都比较丰富，有些还是国家经济建设重要的急需的资源，有计划地开发这些地方的经济，可以带动社区的发展；从全国整体考虑，开发这些地区可为将来国家经济建设战略重点转移，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建设大西北、大西南打下基础。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扶贫

8. 政府扶贫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啊？

如：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
       中国有针对性的扶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农村开始的，城市的贫困问题直到90年代中期随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工人下岗和失业问题的产生才开始受到重视。由于5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城乡分割。城市人口一直享受由国家和工作单位提供的包括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和退休金等范围广泛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而农村人口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主要由家庭和社区负责，保障程度低且不稳定。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农村人口的一些基本社会服务和保障（如基本医疗）还进一步恶化。            与城乡分割的宏观体制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相适应，中国政府在农村和城市扶贫上也采用了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农村扶贫的重点是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即“开发式扶贫”，而城市扶贫的重点是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即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 农村扶贫政策 
        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四次会议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民经济“七五”发展计划。为此，国家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农村扶贫工作，制定了扶持标准，确定了国家和省（区）扶持的贫困县。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开发（汪三贵，1994）。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经过两次大的调整，第一次是1994年提出和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第二次是2001年制定和实施了《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但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农村扶贫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大的改变。农村扶贫的主要政策包括：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的开发式扶贫、采用区域瞄准方式和推动政府主导下的全社会扶贫。这些主要的政策措施是相互配合的。            地区经济增长与扶贫。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老、少、边和偏远的山区。这些地区的主要特点一是生态环境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二是人均农业资源匮乏、质量差（西南石山和喀斯特地区人均可耕地少，土地瘠薄，西北则水资源严重不足）；三是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不足；四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从而影响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五是上述因素共同导致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市场和非农产业发育程度低。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试图改变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并将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结合起来，贫困人口主要是通过地区的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各种市场机会和就业机会受益。            开发式扶贫。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是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80年代中期以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主要是针对丧失劳动能力和失去家庭成员的支持网络的特殊贫困群体（五保户），以及因大的自然灾害而处于短期贫困的人口（灾民），救助的主要方式是由国家或集体直接提供粮食、衣物和少量的现金等生活补助。而开发式扶贫所强调的重点是通过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等多种创收活动来提[FS:PAGE]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同时通过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它所针对的是有劳动能力和生产资料的贫困人口。这一政策转变与政府推行的地区经济增长与扶贫相结合的目标相一致。            区域瞄准。中国在农村扶贫的瞄准方式上采用的是区域瞄准，即中央政府的绝大部分扶贫项目和扶贫投资主要是针对贫困地区的，而不是直接针对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更多的是从各类区域发展项目中受益（如通过参加公共工程项目获得工资收入），只有少量的信贷资金能够直接到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将县作为基本的瞄准单位，并且确定了592个贫困县作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新的扶贫开发纲要的主要工作对象。在贫困人口规模较大且高度集中的条件下，区域瞄准不失为一种既节约管理成本又有一定的准确性的有效瞄准方式。但随着贫困人口规模的不断减少和进一步分散到边远贫困的山区，以县为基本瞄准对象会导致瞄准准确性的下降和扶贫资源大量漏出到非贫困群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2001年中国政府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通过缩小瞄准单位来提高瞄准的准确性。            政府主导下的全社会扶贫。中国扶贫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主导，政府不仅主导扶贫政策的制定，同时也主导扶贫资源的动员和分配。根据国家统计局对贫困县扶贫投资的统计，1998~2001年间中央政府的扶贫投资占贫困县总扶贫投资的71%，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扶贫投资，这一比例则高达83%（中国农科院农经所贫困与发展室，2004）。中国政府主导农村扶贫的同时，也鼓励社会各界的参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行政的力量动员和安排了党政部门和大型国家企事业单位的定点扶贫，同时还动员和安排了东西对口扶贫；民间机构在其他领域的活动受到较多限制的情况下，政府通过优惠和宽松的政策鼓励和容许各类民间组织和非正规的金融机构参与各种形式的农村扶贫工作；政府还通过利用外资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和双边机构的发展援助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开发。          
       2. 城市扶贫政策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城市中失业和下岗问题越来越突出，城市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由此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农村贫困人口主要由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所导致的特点不同，城市贫困更多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产物。大部分城市贫困人口是以前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在下岗和失业以前，这些职工所在的企业不仅为他们提供工资收入，而且还提供包括住房和医疗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由于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下岗和失业就意味着这些职工失去了一切收入来源。因此，城市扶贫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的农村扶贫主要由中央政府投资，但中国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对有困难的地区提供一定的补助。从1993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在全国建立了第一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后逐步在全国的大中城市得到试验和推广，并出现了不同的模式，其中上海模式、武汉模式和重庆模式是低保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代表（唐钧等，2003）。1997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目的是在全国全面推行[FS:PAGE]城镇低保制度。为了使城镇低保工作进一步制度化，1999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城镇低保的对象、申请和审批程序、补贴标准、动态管理及监督和举报等一系列制度方面的问题做出原则性的规定。到目前为止，城市低保制度已经基本覆盖了所有城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