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托宾有什么生平事迹？

1. 詹姆斯·托宾有什么生平事迹？

1918年3月5日，詹姆斯·托宾生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的香槟市。1935年9月，托宾第一次离开父母乘火车到哈佛大学深造。四年后，托宾获得哈佛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成绩优异，已显示出他今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潜在的智慧与才能。接下去的两年，托宾在哈佛上念研究生。哈佛的这六年的生活经历，对托宾一生来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1941年，托宾离开哈佛，到华盛顿的一个新成立的物价局和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托宾应征入伍。他加入海军后备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集体宿舍花90天学习做一名海军军官。在1942—1946年的头两年里，托宾在驱逐舰基阿尼号上当一名战斗军官，以后当炮兵军官，然后当领航员和副指挥官。他们的船大多数从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护航以及其他反潜艇任务，但是也参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的战役。战争刚一结束，托宾原本有机会回华盛顿的，但是，哈佛经济系主任哈罗德·H·布班克及时来信，指明他的前途是在学术界，于是托宾马上返回哈佛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为此，他一生感谢布班克教授。

2. 詹姆斯·托宾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哪两个方面？

一是提出不确定条件下的各种资产选择理论，即投资者在权衡比较各种资产的预期报酬率、风险程度及资产灵活性基础上，怎样选择其资产组合的投资决策理论。这种理论称为证券箱选择理论，他是其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全部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送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送机制。这个经济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以前从未有人进行过令人满意的和结论性的工作。托宾的研究成为中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
证券箱选择理论被用来研究家庭和企业保有各种实物和金融资产并同时发生债务的决策。托宾阐述了这些决策是怎样受风险和期望报酬率的权衡支配的。托宾的分析不同于这个领域中的其他理论家，他并不仅仅限于货币，而考虑全部资产和债务范围。
对证券箱选择理论有贡献的其他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于指出合理投资决策的规则。托宾的目标在于提供一个基础，以便理解人们在取得各种资产和发生债务时，其实际行为是怎样的，其直接成果是金融市场和经济中的各种流量的描述和分析。托宾的雄心是要找出以前分析从金融到实物市场的冲击中缺乏的一些重要因素。
二是关于金融市场与实物市场之间的传导机制理论，即金融市场变化对消费者和厂商的支出，进而对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影响。
托宾强调金融事件对实物资产的需求，即投资和消费者需求的影响。这方面，他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例如税率的变化或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公债和国库券，是如何影响国民收入的——“传送机制”。第二个问题研究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带来的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化将如何分布在生产量和价格水平的变化之中。为了回答后一问题，托宾注意到工资形成问题。由于短期中工资不易变动，商品和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变化导致就业变动而不是价格水平和膨胀率的变化。工资不易变化也使家庭和企业在实践中和在短期内难以按照新信息调整他们的计划。这是托宾尖锐批判“合理期望”理论的原因。这种理论以上述调整的可能性为基础，在经济政策辩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研究了各种各样的资产和债务，托宾的传送机理分析与其他人研究类似问题的研究比较，扩大了金融市场和实际支出决策之间的接触渠道。按照托宾的理论，不是通过一个“一般”利息率水平或以某种方式定义的货币存量，而是通过整个金融结构发生影响。他也考虑了不同的制度条件。早期研究者忽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金融系统并非主要由银行组成，而是由许多不同单位组成的。
由于指出了金融和实物现象之间的接触渠道，托宾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阐明了金融资产实际价值的变化对消费量的影响。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影响企业实际投资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托宾成功地重新写出了一个早期的假设，这些投资强烈地受现有实物资本的市价和取得相应的新生产的实物资本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影响。当取得新实物资本的成本是给定的或上升的时候，如果股票价格之类的现有实物资本的价格下降，则投资被抵消。这个关系被若干国家中最近的发展所证实。

3. 詹姆斯·托宾的主要荣誉称号及贡献有哪些？

托宾在1971年获得了人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托宾是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计量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萨缪尔逊等人捍卫、发展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使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政策系统化、具体化，并与新古典经济学相结合。

4. 詹姆斯·托宾的学业生涯是怎么度过的？

1918年3月5日，詹姆斯·托宾生于美国的伊利诺斯州的香槟市。
1935年9月，托宾第一次离开父母乘火车到哈佛大学深造。四年后，托宾获得哈佛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成绩优异，已显示出他今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潜在的智慧与才能。
接下去的两年，托宾在哈佛上念研究生。哈佛的这六年的生活经历，对托宾一生来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
1941年，托宾离开哈佛，到华盛顿的一个新成立的物价局和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托宾应征入伍。他加入海军后备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集体宿舍花90天学习做一名海军军官。
在1942—1946年的头两年里，托宾在驱逐舰基阿尼号上当一名战斗军官，以后当炮兵军官，然后当领航员和副指挥官。他们的船大多数从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护航以及其他反潜艇任务，但是也参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的战役。
战争刚一结束，托宾原本有机会回华盛顿的，但是，哈佛经济系主任哈罗德·H·布班克及时来信，指明他的前途是在学术界，于是托宾马上返回哈佛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为此，他一生感谢布班克教授。

5. 詹姆士·托宾的人物简介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1918年3月5日，詹姆士·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香槟。1935年9月，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年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的六年期间，托宾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里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以经济专家身份在政府任职，先后在物价管理署、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90天军训，后任驱逐舰指挥官，随舰到达大西洋和地中海，并参加了进攻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退役时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1946年，托宾离开部队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当选研究员的副研究员，他利用副研究员的薪金补习他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了《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流动偏好与货币政策》的文章。194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当访问学者。1950年以后，托宾就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年升为经济系教授。同年，原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柯立芝经济研究委员会迁移到耶鲁大学，并更名为柯立芝基金会。从1955年至1961年和1964年至1965年，托宾担任基金会的主席职务。在托宾担任基金会负责人期间，曾帮助过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对其他经济学家发展的无私帮助，赢得了同事们对他的喜爱，正像他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重一样。经济学界对他尊重反映了对他宽厚、谦和的绅士风度的赞许。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真挚美好的评价。由于托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1957年，他成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副会长，第二年又担任该学会的会长。1961年至1962年，担任美国肯尼迪总统顾问，成为总统经济委员会的三个委员之一。1962年8月又回到耶鲁大学任教。1964年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1967年到1980年间被授予锡拉丘兹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达特茅思学院、斯沃恩莫尔学院法学名誉博士及新里斯本大学经济学名誉博士称号。1968年到1969年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0年至1971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为全国科学院成员。1972年至1973年到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讲学，并被该校聘为发展研究学院的客座教授。1974年至1977年任五院行为和社会科学秘书。1974年到1978年再度出任耶鲁大学经济行为和社会科学秘书。1974年到1978年再度聘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7年任美国东部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至1982年任经济科学部主席。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托宾写了一系列关于当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名为《国民经济政策》，于1966年出版。托宾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在经济计量方法、风险理论、家庭和厂商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经济理论、增长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的实用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他最突出的研究贡献是金融市场理论中的资产选择理论及其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即传动机制分析。前者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作为对付风险的行为的流动偏好》一文中提出的，后者是在他1952年发表的《资产的持有和支出决定》、1968年的《建立金融模型的陷阱》（与别人合写）和1969年的《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等论文中提出的。这些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主要论著。七十年代以来，托宾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71年），《新经济学的过去十年》（1972年），《增长过时了吗》（1972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年），《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年），《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政策》（1982年）等。

6. 詹姆士·托宾的介绍

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

7. 詹姆士·托宾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

众所周知，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其他领域，能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名词是了不起的事情。以其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居然有“托宾的Q值”、“托宾税”和“蒙代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四个之多。这不仅在经济学界是奇迹，在其他领域怕也不多见。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 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 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　詹姆斯·托宾的贡献涉及广泛的经济研究领域。他对不同的领域，诸如经济计量方法，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经济政策应用分析，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关系理论，均做出了突出贡献。托宾的最主要贡献建立在以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他是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一般均衡理论，开创的金融市场理论（the theory of financial markets）及金融市场之于消费（consumption）和投资（investment）决策、生产（production）、就业（employment）、价格（prices）等相关关系的研究。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递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递机制，而这类研究的经典问题以前从来就未满意地和总结性地研究过。

8. 詹姆士·托宾的人物自传

我研究经济学并且使它成为我的事业有两个原因。这个学科在学术上过去是，现在仍是非常动人而且有挑战性的， 特别对一个有理论推导和定量分析有兴趣和才能的人是如此。同时它曾提出希望，现在仍然提出希望，增进了解可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对于三十年代中长大的我，这两个动力强有力地互相增强。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痛苦的失败是世界性社会和政治灾难的根源。萧条也意味着既不能解释事件又不能开药方的正统经济理论的危机。危机引出一个经济理论中充分酝酿和革命时期。激动人心的事情波及像我那样刚进大学的学生。1936年我的大学二年级开始时，哈佛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斯宾塞.波拉德提议我们一起阅读一位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写的一本新书，于是我入了迷。我的母亲和父亲铺平了道路。玛格丽．爱裘顿．托宾，今年九十岁，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她在因婚姻和家庭问题中断十六年之后，在1932年的紧急救济中恢复了她的事业，在以后二十五年中，她领导伊利诺州香槟--欧班那家庭服务处。从她的第一手记录中，我了解到人们在失业和贫困中的痛苦。路易．密海尔．托宾（1879--1943）是一位记者，还在我儿童时代的初期，她就是伊利诺大学运动队的宣传部长。在我们的生活中，伊利诺运动队的命运肯定是一件大事。我的父亲也正好是一位知识分子，和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学问，有文化，知识广博而有好奇心。他从不强制而很随便，使我的聪明而和蔼的老师。处在其保守的《芝加哥论坛》的根据地，我家常见到外来期刊，如《民族》，《新共和》，以及孟肯的《美洲信使》。在我们的城市里以及在威斯康星的我母亲的亲戚中，我的父母，有时还有我和我的弟弟，被认为有非正统的但是理由充足的政治见解。1932年在大部分是大学教师的子女的高中二年级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我一个人投了罗斯福一票。1918年我在香槟出生。我从附近的小学和中学到了孽生城市欧班纳的大学附中。这个学校是大学教育学院办的，主要给它的学生以实际教学训练。指导实习教师的主任教师们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教育。每年只有30至40个毕业生，但是他们在全国竞赛中赢得了许多奖学金。两位校友，菲力浦．安德逊和汉弥敦．斯密，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宣布我得奖的同时，传来新闻，该校因缺乏经费可能关闭。对于我来说，大学附中的一件好事是，在一所小规模学校中我能在学校篮球代表队得到一席位置，实现了在我儿童时代似乎无法达到的运动壮志。另一件好事是它使我进哈佛前有极好的准备，虽则学校和我都未曾想到，中西部十几岁的人能到千里以外的一个著名的费钱的东部学院去。我高兴地自以为我会进很好的当地大学，而且大概进它的法学院。哈佛是我父气亲的想法。凑巧那时哈佛的校长詹姆士.B.康南特发起全国性全费用奖学金，目的为了分散学生的地理，学问，和社会来源，而且他正在从中西部各州开始。所有这一切我父亲都知道，因为他有在公共图书馆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所以我在6月份进行了三天的入学考试，对此我未进行任何特别准备。在8月份得到使我惊讶的好消息，在1935年9月份我第一次离开中西部乘火车到波斯顿。四年后我得哈佛学士学位。我的骄傲的父母参加了毕业典礼，自从他们在1916年在纽约度蜜月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东部的旅行。1939年大战爆发后，冲掉了旅行年，为此我已经得到一笔履行奖金，以后两年，我在哈佛当研究生。那六年是一段伟大的经历。我的同学们，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终生好友，有着不同的背景，兴趣，和才能。我的老师是从快退休的阿尔弗雷，诺斯.怀特海，到积极的青年讲师们。我参加了关键的战前年头吸引人的哈佛校园的热烈的政治辩论和活动。在经济学方面，当时学术讨论中心的哈佛正在享有一个黄金时代。约瑟．熊彼特，阿尔文．汉生，西摩．哈里斯，爱德华．钱伯伦，爱德华．马逊，高特弗里德．哈伯勒，生纳．斯里希特，和华西里．列昂惕生，保罗．萨缪逊，劳合．梅兹勒，保罗．斯威齐，J．K．加尔布雷思， 阿伯兰．伯格森，理查．穆思格来夫，理查．古德温，理查．吉尔伯特，劳合．雷诺，约翰．P．米勒和其他人，他们在以后的年代将是这个行业的领袖。1941年春我离开哈佛。我参加爱德华．马逊的研究班时曾写过一篇关于应用统计预测与稳定经济的论文。这时我被介绍到华盛顿的一个新机关工作，它负责限制发展国防生产需要的金属和其他材料的民用，例如用于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除麦尔文.德.卡韶和亚述．R．伯恩斯外，我们都是年青人，忽然担负规定分配额并向做出牺牲的单位进行解释的责任。在美国参战后，我加入海军后备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集体宿舍花九十天学习当一名海军军官。我的朋友，按字母排列，有西乐思．万斯和海曼．沃克。沃克在《凯因兵变》中以稀薄的伪装提到了我，直到最近以前是我的恶名的主要来源。我花费将近四年时间，在驱逐舰基阿尼号上当一名战斗军官，以后当炮兵军官，然后当领航员和指挥官（第二位）。我们的船大多数从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护航以及其他反潜艇任务，但是我们也参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我喜欢并且珍视这些经历，正因为它的要求和测验与学术工作如此不同。但是，当护送占领军船只到日本之后，我们把船丢在查尔斯顿海军船坞封存起来的时候，我和船上的同伴们都兴高采烈。有机会引诱我回华盛顿，但是哈佛经济系主任哈罗德.H.布班克及时地来了一封信，指明我的前途是在学术界，于是我回去在1946--1947年完成我的哲学博士学位工作。我永远感谢布班克教授，主要为了一个原因，在这个故事的下文将说清楚。我写了一片博士论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这是我的一项长期兴趣。在1947年我当选研究员会的副研究员，这项任命给我三年的自由，可以学习、研究和写作。像我所上的高中一样，研究员会出了若干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今年就有四位。哈佛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延伸到战后这些年代，这是几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汇合在一起。我利用我的副研究员薪金补习我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一本社会学---经济学书，《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写一些宏观经济学，统计需求分析，和配给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0年在英国理查．斯通的剑桥应用经济学系做的，在剑桥我特别因与亨德里．郝塞克的有效合作以及和他及已故密海尔．法来尔的生动讨论得益匪浅。1950年以来我一直在耶鲁。它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教学，和生活的地点。经济学系的规模和地位都在增长，1955年考尔斯基金会（以前称为委员会），由于它的卓越领袖佳林．库普曼和雅格．马夏克的来到，得到很有力的帮助。在他们的指导下，在芝加哥时的考尔斯委员会是历史上最有成果的研究中心之一，创始了现代的经济计量学和活动分析。曾在该会工作过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罗，赫伯特．喜梦，和劳伦斯．克莱因。从1955至1961年和从1964年至1965年，我是在耶鲁的基金会的主任。那时我个人的研究目标是为凯恩斯经济学提供更严格的基础，并且加强和发展宏观经济和货币理论的逻辑。我的诺贝尔讲演在一种意义上是一个总结性记述。主要由于我的兴趣，基金会在它以前的研究路线中增加了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考尔斯基金会的后勤支持，研究帮助，和学院背景是极其可贵的。最重要的是我从我的同事和学生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使我得益最多的是已故的亚述．奥昆和威廉．布兰纳德。我与他们一起教学，一起协作；我与他们争论，而他们通常是对的。在我的讲演有关的题目上我曾与之密切而有效工作的其他人包括大卫．巴克斯，马丁．奈尔．贝来， 威伦．毕特，约翰．西梭罗，华尔特．道尔德，哈罗德．古斯里，卡里斯．霍尔，考其．哈马达，唐纳德．赫斯特，苏珊．雷派，乔治．德．马奇多，哈里．马可维兹，唐纳德．尼柯尔斯，威廉．诺德豪斯，爱德孟德．S．费尔浦斯，詹姆士．庇尔斯，理查．C．波特，理查．罗赛特，加里．斯密，克来格．斯万，哈罗德．华茨和李乐．威勒；而且系里有了来．费阿，威廉．费尔纳，雷蒙．高尔斯密， 理查．路格斯，罗伯特．特里芬， 和亨利．华里奇，使耶鲁成为一个从事宏观经济学，货币，和金融工作的深受鼓舞的环境。在耶鲁之外，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逊，与我有许多共同兴趣和观点，使我得到很大好处。同样，由于若干年来与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乔治．卡顿那，詹姆士．摩根基其他人，以及与已故的哈里．约翰逊保持友谊和接触，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我的讲演中说明了在学术上得到其他人的教益，包括这个领域内的巨人们的教益，他们对我的影响是通过他们的著作而产生的。耶鲁非常重视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我喜欢教学，并且教了不少。我从未忽视为了达到清晰地向学生们陈述思想的要求而必须学习东西。我交到了许多不同年龄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一份持久而丰厚的报酬。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有时写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文章，给普通读者看，不只是给职业经济学家们看。这些文章的一个集子，《国民经济政策》，于1966年出版。我常在国会各委员会前作证，而且我向政府机关和政治候选人提供意见。从1966至1970年我是新海文市计划委员会主席。我的主要一段公共生活是在1961--1962年当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与华尔特．海勒主席，及已故的寇密特．高登一起。在我回到耶鲁之后，有好几年我是委员会的一名积极的顾问。肯尼迪委员会网罗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包括奥昆， 梭罗， 和阿罗。我们的集体主要著作是1962年《经济报告》，它对与那时报界称为“新经济学”的东西有关的稳定和增长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充分陈述。在委员会工作要求高，令人激动，而有时令人失望。但是我们的意见逐渐得到很大程度的接受，并且到了1965年末，我们的基本宏观经济目标实现了。可惜，在越南战争期间和七十年代的滞涨中失去了这些胜利。1946年我回到坎布里奇，遇上了最大的好运气，那年春天我认识了伊利沙白．费．林哥。几个月后我们结婚了。碰巧蓓蒂是萨缪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新学生，我们会面是在威斯里学院教经济学。更大的巧合是，她在威斯康星杯部长大，离开我一生中几乎每年夏天必去的家庭休养所不远。我们现在仍到那里去。我引导蓓蒂的兴趣离开经济学，她有时候说救了她。但是她对有意义和无意义，是和非，公正和不公正，穷和富有清楚的辨别能力，使我在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有明确的爱憎次序。在我们的前三十五年中我也学会许多其他东西，分享她对动物，特别是纽芬兰狗，棒球，火炉，鸟，自然，钓鱼，跳舞，和爵士音乐的热心。我们是热心的不过是平庸的滑雪运动员，登山和横越全国的游行家，以及网球运动员。在威斯康星我们喜欢在河里划船以及在我们的小湖上游泳和划船。在六十年代，蓓蒂回去教学八年，是在城里公共小学，它比大学教室的要求搞得多，并且远远更具有挑战性。我们共同养育了四个优秀的孩子，一个大女儿和三个儿子，我们目睹婴儿很快长大成人，共享迷恋，欢乐，以及有时焦虑的感情。他们的个性，兴趣，和才能不同，他们教给我们的东西都不比我们教他们的少。我们的女儿是一个时装设计家和作家；两个儿子都已结婚，是律师；最小的是物理学研究生。我们的第一个孙女在1981年诞生。我们仍住在我们在纽海文头一年买的房子里。我们全家常常在那里，或在威斯康星， 或在维尔蒙州我们的滑雪小屋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