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的诞生，A股会来新一轮牛市吗

1. 雄安的诞生，A股会来新一轮牛市吗

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因为股市和经济周期一样都有其必然规律，不会因突发事件而改变其运行轨迹，雄安的诞生只不过是股海里的一朵浪花而已！我这么回答还行吗？望采纳！

2. 国际经济形势

2016年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疲弱复苏态势，我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特征及趋势明显。
从目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今年世界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虽然在各国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快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和作用衰减，世界经济贸易自2012年以来重新回落至4%以下的低增长，复苏动力明显不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5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量分别增长3.1%和3.2%，预计2016年将分别增长3.6%和4.1%。但从去年4季度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看，今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难以明显回升，多数研究机构和国际投行预计今年仅有0.1~0.2个百分点的微弱回升。总体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动能，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期展望，2020年前世界经济贸易的年均增速分别难以超过4%和5%，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
二是主要经济体走势将进一步分化。自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而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回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消费、投资、出口和房地产形势明显好转，失业率已降至5%以下；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增速缓慢，通缩压力较大，经济持续复苏仍面临不少制约。虽然金融危机后3大经济体都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支持经济复苏，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滞缓，而美国同时还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加大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和新技术新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巩固了经济复苏势头。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和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同时还面临资本外流、货币大幅贬值、通胀上升压力，其他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外需疲弱又使得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惟有印度继续保持7%以上的较快增长。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可能加大。由于全球经济走势分化、周期不同步，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甚至背离。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进程，预计今年仍有两到三次加息行动，而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仍在实行量宽政策支持经济复苏，由此导致的美元资产收益率上升和美元汇率走强将引发国际债市、汇市、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调整和波动，特别是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国和美元资产，将使得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重创的资源出口经济体更加雪上加霜，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有可能在债务过高的经济体诱发偿债危机，进而加大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市场稳定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脆弱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加大会进一步制约世界经济复苏。
四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在经历了10多年的超级大牛市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陷入供大于求、价格大幅回落的窘境。目前，国际油价已跌落至每桶30美元的低位，与金融危机前高点时的每桶145美元相比下跌幅度高达79%，铁矿砂、铜、铝、锌等的价格跌幅也都高达40%以上。由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刺激能源资源类产品产能规模大幅扩张，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位徘徊，大宗商品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难以改观，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为增加收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愿减产，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将继续施压大宗商品价格，加之美元走强会进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国际投行纷纷预测，今年石油价格很可能跌落至每桶20~30美元区间，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有5%以上的跌幅。虽然地缘政治动荡和市场投机有可能在短期推高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但难以改变价格疲软下跌的基本走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加剧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困难，对资源进口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会加大通缩压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兼有。
　　五是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随着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移动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物联网、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金融、商贸、制造、教育、医疗等更多领域普及应用和融合发展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传统产业将全面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加快重组的同时，依托信息化、智能化、小型化、分散化、个性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分工明确、规范严格的标准化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而成为主流，国际分工方式也面临变革。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全面扩大市场准入，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范围，不仅为国际经贸规则标准提高设立了新标杆，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门槛，而且会逐步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贸易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
　　六是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全球治理体系和结构继续发生改变。面对新兴大国的加速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竭力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既有利益，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凸显，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上升。从目前情况看，中东局势、美俄关系、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欧洲难民问题、朝核问题、伊朗导弹问题等，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见的新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也因此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总体看，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依然复杂多变。虽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外部发展环境有望保持和平稳定，有利于我国继续发展。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和变革期，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带来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状况短期难以改观，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也在增多。
　　对中国经济五大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既导致外需拉动作用减弱，也为我国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带来新契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去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已连续4年未完成预期目标。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今年外贸出口稳增长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寄希望于扩大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适应国际国内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更好发挥外贸进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二在科技产业大变革背景下，我国既面临迎头赶上的机遇，也不排除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传统产业面临被技术性淘汰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我国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的传统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弱化，产业发展进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若不能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也会面临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
　　三是大宗商品供求格局变化和价格回落，既有利于我国降低进口成本和增加能源资源进口，但也会加剧上游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无论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会增加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宽松和价格低位运行，总体上有利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和降低发展成本。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换档减速、需求扩张放缓、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国际市场供应增多和价格大幅下跌也对我国能源资源开采加工等上游行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生产者价格的持续回落也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困难，去产能、降成本压力增大。
　　四是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既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带来难得机遇，也对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带来挑战。去年10月，美国主导的有12个亚太经济体参加的TPP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不仅在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中立、电子商务、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等领域设立了新标准，对未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演进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为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就必须主动参与推动多边经贸规则制定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体系变革的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五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也扩大了我国在大国关系动态博弈中的回旋余地。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从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向社会、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治理等更广泛领域传导，全球利益格局的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全球恐怖主义出现新回潮，热点敏感问题频发。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既要坚持原则，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有效应对和管控风险，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更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赢得发展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 面对当前新一轮的世界经济调整的展开，我国经济应做出怎样的调整

　　第一、稳政策。
中国经济总是陷于大起大落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大起大落，其根源在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政府的过度干预不会造就一个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只会让市场低效，并且滋生寻租和腐败的空间。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核心就是要减少政府频繁的短期宏观调控，代之以加强长效的市场制度建设，这也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比如，股市和楼市就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调控，总是大起大落。股市相对稳定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股市不稳，大幅度下滑，会大幅减少家庭资产，加上居民的现期收入上不去，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的教育)等消费预期不断增加，现期的消费就会受到挤压，内需不足的情况会不断恶化。再看楼市，自2003年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以来，政府每年都会出台若干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但是总给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不可否认，房地产行业存在着很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房产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近期又伴随着房价上升过快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频繁的价格管理和政策手段，而是切实加强房地产市场长效制度建设。
　应从促进土地城乡流转、开征房产物业税种、加强银行风险管理、构建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建设、完善土地拍卖制度等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实行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建立有效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引导有效供给与需求，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尽管有一些好的措施，与我们的建议有重叠之处，但我们对其将政策目标瞄准高房价，而不是房地产市场严重的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非法律定义的行政手段感到担忧。它可能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而且会破坏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激化供求失衡的矛盾。如果房价被人为遏制，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和生产激励，也就无法保证有效供给。当前的房产宏观调控政策，已带来如下一些负面效应。
　　一是产生激励扭曲，使得政策目标与实际结果相背离。比如，提供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条款，本意是遏制投机购房，恰恰无法挡住外地有钱人(不需贷款)异地购房，却将那些要靠信贷支持才能在城市里购房的非户籍人口挡在了门外。这也背离了城市化规律。
　　二是引发道德风险，使得市场沉迷于政策预期和博弈。由于信息很难对称，很多政策的监督成本巨大，将会引起五花八门的社会乱相和道德失范，如虚开证明、借名买房、假按揭、行贿受贿等，更有甚者上演起假离婚的把戏。
　　三是破坏政策相对稳定，使得政策随着房价上下起伏。一旦打压房价的新政影响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不是没有可能)，如何处理这些限制性政策?临时性的政策撤销之后，消费者暂时被压制的刚性需求再又报复性反弹，政府又要如何应对房价上涨的卷土重来?因为从长远看，中国房价的上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是阻滞市场改革，使得计划手段扰乱市场自发秩序。比如，将稳定房价的责任归于地方政府，实际也赋予了其超越法律权限干预市场的权力，可能会导致价格的扭曲并增加政府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应该管的是法定的住房保障，而不是市场的住房价格。
 第二、调分配。
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财富“蛋糕”的快速变大，但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却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与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点下降至2007年的59.1%，国家财政收入在1993年至2008年之间的平均增速超过19%，大大超过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远远多于居民收入，且财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动GDP增长和自我消费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事业上，使得老百姓捂住钱袋子不愿消费;二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由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社会各阶层的差距越拉越大，因制度性利益冲突和不均等而产生各种矛盾趋于尖锐化，已成为很多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如不加重视将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三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固化和加剧的趋势。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 
　　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要谋划长远，但久拖不决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短期内还是应该拿出若干能够起到实效的具体措施。建议政府下大决心从国企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等硬骨头入手，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首要的是，改革现有的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制度，将大部分国有收益真正转移到公共支出领域，如充实到社保中去，让作为国有资产名义所有者的全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其次，应该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必要的减免退税机制，切实降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税负，同时开征(或加大)资源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国际经验表明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税种等，让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第三、拉两头。
首先，我们认为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使粮食供给保持稳定增长，建立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强8亿农民的消费能力，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当然，我们更应该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去考虑，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这才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我们认为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45%左右比重不仅与成熟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都低不少。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通常占GDP的65%以上，而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水平也都在55%以上。
　　相对而言，服务业对能源、资源等要素的消耗较低，它并不会像需要大量基本原材料投入的行业一样，由于当前持续高企的原材料价格而显著地引致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反地，一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有助于缓解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并可以减轻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膨胀所引致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发展智力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则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转变。
 第四、优中间。
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结构优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二产业而言，一要引导和支持工业部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端优势工业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方面应注意充分发挥民企的作用。因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往往不计成本，在动机上可能是忽视经济效益的，也许在某些特定领域或特定目标上能成功，但不会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经济。相反，以民企为主体的创新体制，由于对利润和效益的密切关注，以及分散决策所需的信息量较少，使得它更容易导致整体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二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基础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的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实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要改变国有垄断行业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继续扩大民营资本市场准入，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让其进入原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促进市场竞争，让生产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益和效率。由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竞争和创新文化，促使创新型大企业不断涌现，也正是发达国家保持强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有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一国经济很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数据也显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规章。比如，新《劳动合同法》无论是从出台时机还是立法依据都很有问题，使得大量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用工体制僵化，生存空间恶化，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究其原因，就是用热情和愿望替代了经济规律，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死太细，结果导致有法必依则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有法不依则法律威严受损的两难局面。建议对大、中、小企业实行区别对待，避免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一刀切”做法，挤压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极小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无法大量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以促进城市化转型。
 第五、扩内需。
可以预期，一直以来支撑中国增长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比较疲软，原因在于主导全球经济消费需求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居民家庭当前都面临着去杠杆化和重建储蓄等重要任务。因而，当务之急是促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发展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变。 
　　如果说前述的调分配可以增加居民的购买能力，那么要真正有效激活消费需求，还需要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或财政补贴来扩大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这种补贴性消费行为一旦长期化，将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会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筑高藩篱。
　　建议在进一步延续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提高特殊人群补贴、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等刺激政策的同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以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提高自发消费信心，扩大自主消费需求。
 第六、促出口。
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还处于改革摸索的情况下，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当前政府应该在扩内需的同时，在促出口方面同样有所作为，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 
　　首要一条，就是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数据显示，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纺织品企业利润也将降低1个百分点，而其本身的利润只有3%至5%。因此，尽管从长期看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不稳的情况下，要尽量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这对缓解中国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帮助出口依赖型的企业稳住一定的外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涉及90多个国家，是一个多边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双边汇率调节来解决。在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极力鼓动下，美国政府寄望于通过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种自己生病别人吃药的做法。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有相当比重的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人民币升值对其他国家是一柄双刃剑，这也会大大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次，要继续运用财政、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克服隐性贸易壁垒，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同时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新兴市场贸易、东亚区域内贸易及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如成立不久的中国-东盟、中国-秘鲁、中国-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双边自由贸易区)。

4. 为什么印度的信息化能够快速发展

印度是一个整体经济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工业基础不牢固，工业体系不完整，工业化水平不高，人均GDP在2001年仅为460美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准确把握了全球化、信息化发展趋势，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加大信息产业的投入，印度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如今，印度的信息产业已成为印度民族经济的一面旗帜，印度信息产业走在了世界前列，其快速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印度政府提出了要使2l世纪头10年成为“印度的10年”，实现7；一8；的经济增长速度。印度之所以有这样的宏伟设想，是因为它具有加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基础，尤其是它的信息产业，以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已成为印度经济的新增长点。1999--2000年，印度信息产业总产值达59亿美元，软件出口占印度出口总额的10：5；，到2003年这一比例达到23；。截至2006年底，印度信息产业产值为320.3亿美元，软件产业产值为245亿美元，占据了其国内整个IT产业总产值76.5；的份额，软件出口占据了整个印度出口总额的20.4；，全球500强中有近半数企业采用了印度的软件，印度还培育出一批像Tata、Infosys、Wipro等在国际软件行业具有一定知名度和竞争实力的软件大公司。印度政府预计，到2008年印度信息产业产值将达到870亿美元，其中，软件出口为500亿美元。经济相对落后的印度缘何在短时间内能在技术含量极高的信息产业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剖析印度信息产业的成功经验，或许对我国西部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有所裨益。 1.1 政府巧抓机遇和高度重视是基础
     1) 政府巧抓机遇为印度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多年来印度政府一直把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列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世纪80年代，印度科学家建议政府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拉?甘地总理上台之后就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提出要“用教育和电子将印度带入2l世纪”的发展理念。自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资本继在纺织、家电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后，开始了新一轮以建立信息处理基地为核心的海外投资活动，投资建设包括卫星地面接收站、国际直达通讯线路、数字交换与数据传输设施等，投资的流向常常是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开发区。印度政府正是抓住了这个国际资本投资转向的机遇，开始实行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向信息产业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的电信港建设。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1998年印度总理办公室专门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1999年在内阁新设立了“信息技术部”，提出了加快发展印度信息产业的计划，制定了宏伟的“印度信息技术行动计划”，指出信息产业的开发要建立在高起点。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以信息技术部长为首的内阁信息委员会，成员包括信息广播部长、商业部长和电信部长，其目的足要求各部相互协调，联手为信息产业的发展扫清障碍。除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外，地方政府也配合中央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为信息产业的发展鸣锣开道，提供基础设施方面的便利。比如，1991年起，政府出资陆续在新德里、班加罗尔、孟买、普那、海德拉巴等地区建立了软件技术园区，对每

5. 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资源约束的数据分析

 

前些年能源消费总量有所下降的中国，从2003年开始不得不应对突然而至的能源供应紧张。发电量以接近GDP增速2倍的速度增长，但全国还是有21个省份出现不同程度的限电。2004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仍然紧张，限电仍然伴随全年。

国内矿产资源已无法支撑飞速发展的经济。铁矿石进口量增长了30％以上，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引起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扬。国内电解铝生产所需原料50％以上依赖进口，由于国际氧化铝价格受中国需求拉动上涨，单纯依靠进口原料的电解铝生产企业开始亏损。

这两个在2003年出现的看似突然的经济现象，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资源瓶颈。与此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环境承载能力的弱化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研究资源约束与环境承载力问题，找到摆脱环境、能源约束的有效途径，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

一、未来“十一五”期间中国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数据预测

在未来的“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仍然要面临严峻的重大挑战。 

专栏23 “人口三大高峰”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首要挑战 


（一）人口：2030年达到最高峰为14.76亿人

中国基数庞大的人口总量还将持续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21.06‰和14.39‰降至为1998年的16.03‰和9.53‰，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首次低于10‰，但由于基数过于庞大，每年净增人口数量仍在1200万左右。据国家统计局按中方案（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9）预测，2005年全国总人口为13.20亿人，2015年为14.08亿人，2030年达到最高峰为14.76亿人，2033年全国总人口达到人口高峰值14.8亿，而后将开始不断下降。庞大的人口总量压力在21世纪上半叶仍将长期持续存在。

进入21世纪我国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称为最突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按国际通用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2000年将达到8900万人，2005年达到1亿人，2015年达到1.3亿人，2040年达到2.9亿人。2000年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2015年将达到9.35%，2040年将达到总人口的1/5。若按中国实际老年抚养人口即男60、女55岁以上人口，1995年为1.58亿人，2005年约2亿人，2015年达到2.65亿人，2040年4.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30%。如何为数亿退休人员提供基本的老年社会保障，保证已退休人员养老金支付和即将进入退休队伍人员的新增养老金支付，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长期任务之一，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专栏24 中国资源消耗结构及资源代价比较 


（二）资源：主要矿产资源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

我国是世界上主要资源大国之一，但是主要农业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大低于人口比重，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十分低下，只有水电和煤炭资源比重较高，具有一定的优势。进入“十五”以来，我国人口仍持续增长，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进一步下降。我国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各类人均资源消费量不可遏制地迅速扩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工业化和城市化将明显加速进行，经历资源密集化、能源密集化过程。而目前资源利用又不够合理，浪费和破坏现象严重，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高，保护的力度不够，直接加剧了资源的供需矛盾。

水问题将成为未来的“十一五”时期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大的资源瓶颈，突出表现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洪涝灾害三大问题。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北方地区和城市缺水问题将更加突出，目前全国年总缺水量为36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但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农业综合用水效率仅为0.3-0.4。水环境恶化，水体污染严重，地下水超采严重并引发地面下沉和海水入侵。水环境的不断破坏严重威胁了人民生命健康，水体水质的恶化也加剧了缺水危机。旱涝灾害严重，经济损失巨大，1998年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7亿元，占当年GDP的3.8%。

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粮食生产压力将加大。2000年，人均耕地降至1.5亩，2005年人均耕地将降为1.45亩，如果不考虑进口，按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计算，则需要生产粮食5400亿公斤，比“九五”期间的最高产量还高出400亿公斤。 

专栏25 中国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煤炭等低质能源生产大量过剩，许多煤矿城市已进入衰退期，但是那时开发成本高，包括外部不经济成本，如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油、气、热力等洁净、高效、优质能源严重不足，且需求量将大幅度增长，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0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指出，我国原油、煤等能源矿产，铁等黑色金属矿产保有的查明资源储量不同程度下降。大庆油田在连续27年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后，首次降至4840万吨。公报说，2003年初，全国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共158种，其中，能源矿产10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91种，其他水气矿产3种。另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的数据，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保证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 


（三）环境：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成为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水土流失总的情况是：小片治理，大片加剧；上游流失，下游淤积；灾害加重，恶性循环。建国初期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目前已达到367万平方公里，增加了2.16倍，约占国土面积的38%，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

荒漠化土地不断扩大，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相当于14个广东省的面积，并且每年还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面积。 

专栏26 环保总局曝光全国十大污染城市 


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全国已有的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1.35亿公顷，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3，并且每年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长期以来，受人口增长、气候干旱和鼠虫灾害的影响，特别是超载过牧的滥垦乱挖，使江河水系源头和上中游地区的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加剧，有些地方已无草可用，无牧可放。

 

二、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解决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的重大举措

数据显示，以往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特征：第一是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以能源消费为例，1995年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4.9%，商业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1/4（25.2%），人均能源消费量为7.9吨石油当量，相当于世界人均是平的5.36倍；第二是环境的高污染排放。1995年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24%，人均排放量为20.8吨，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倍。美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垃圾生产国，每年生产2.75亿吨有毒垃圾。第三是对生活水平的高消费。目前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拥有1.9辆汽车，1992年美国人均食品消费支出高达4273美元，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1000公斤，食物消费是一种过度食物消费类型。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生活高消费构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赶超发达国家，中国只能是愈追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愈大。中国必须改变传统的“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建立一个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以促进资源的节约，杜绝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生产率和人口承载力。

2004年以来，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资源节约活动，全面推进节约能源、原材料、水、土地等资源以及资源的综合利用，用3年左右时间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工作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这是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缓解资源瓶颈制约，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在此背景下，地方也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十一五”规划中以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为契机，破解地区发展难题。

三、未来“十一五”期间所面临的有利条件

展望未来几年的发展情况，在应对诸多挑战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极其难得的生态环境建设、补偿生态赤字的历史性机遇，各地在“十一五”计划编制过程中也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大规模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也是大幅度压缩高能耗、多污染传统产业的有利时机。

当前不仅社会总需求不足，而且经济传统结构矛盾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为：传统的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产品占世界总量比重大，例如1997年我国水泥产量已占世界总量的33.9%，相当于美国水泥产量的5.4倍，煤产量占世界总量的28.8%，钢产量占15.5%，已出现大量过剩。而从近几年来看，能源消费量出现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138948万吨标准煤，下降至1999年122000万吨，减少12.2%，其中煤炭减少21.1%；二是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原煤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由1995年的74.6%下降至1999年的67.1%；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比重由75.3%下降为68.2%。而高附加价值、市场需求旺盛的高新技术产品供给不足；相当多的企业技术落后，创新能力不足，市场份额日益萎缩、长期亏损严重，又不能退出生产领域，而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大量缺乏资金、缺乏人才，又不能进入垄断性行业，受到多种发展的人为限制；大量非熟练或低技能的劳动力日益过剩，需要下岗分流，同时又缺乏大量的专业人才、管理人才和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因而必须对国民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大力调整传统产业，这也是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大量工业污染的根本性举措之一。 

专栏27 中国能源消耗浪费严重 节能压力加大 


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字，“十五”初期全国大于25度陡坡耕地9100万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5%，且其中只有不足18%改造成了梯田。这些坡耕地多分布在长江、黄河中上游主河道和支流水系岸边，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仅贵州、四川、重庆就有6亿吨泥沙流入长江，陕西省陕北丘陵沟壑区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量达8亿吨，加剧了大江大河下游的洪灾隐患。过去迫于粮食自给压力，陡坡退耕是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借助农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大规模实现“一退三还”，即退耕还林还草还湖。2000年新开工的西部“十大工程”中，中西部退耕还林（草）河生态建设及种苗工程，计划退耕515万亩，人工种林种草648万亩。

（二）全球化是中国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性机遇。

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只有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农业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矿产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专利资源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由于实行出口导向战略，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呈上升趋势，1994年为3.56，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是在进口方面一直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自我限制农业密集型产品、矿产密集型产品进口，其显示比较比较系数不足1.0，没有充分发挥利用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比较优势，而资源匮乏的日本却有效地利用了进口比较优势，农业密集型产品和矿产密集型产品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为1.95和2.03。1994年日本和美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分别为2.2%和4.7%；日本农业密集产品进口量占世界总量的12.64%，成为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美国为9.594%；美国矿产密集产品进口占世界总量的16.27%，成为世界第一大矿产品进口国，日本为第二大矿产品进口国，占世界总量比重为13.13%；而中国农业密集产品进口占世界总量的2.377%，矿产密集产品进口仅占世界总量的1.571%。中国从国际市场获得农业和矿产资源的比重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也远低于中国占世界人口比重。当中国总人口规模由12亿增长到2020年的15亿以上，GDP总量增长4-5倍，贸易总量增长10多倍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供给来支撑巨大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供养和满足10多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特别是食物需求和资源消耗需求。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

（三）技术力量在不断增强，技术进步加速将导致我国物耗和能耗强度持续下降。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技术迅速向全世界扩张的时代，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创新，中国可以在环境保护方面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正如直接采用数字无绳电话系统，跳过传统的有线插入系统，发展中国家有可能跳过污染密集型技术，从一开始就可以采用低能耗、低污染的技术，没有必要重走美国和其它工业化国家的老路。
 

在过去50年中国的能源与污染强度（指单位产值能耗和排污量）经历了迅速增长阶段，之后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与技术进步的作用。由于技术进步的的影响，我国农业化肥、农药和矿产品的消耗强度在下降，并且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重化工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不断上升，单位产值能耗在下降，单位GDP污染排放强度在下降。我国万元GDP能源消耗量1977年达到最高峰之后，二十多年来持续减少，1998年的消耗强度仅相当于1977年的1/3，已经低于1953年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但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低收入国家，以1995年单位能源产出GDP来衡量，中国的能源效率仅相当于印度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美国的1/4，日本的1/9，这说明，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尚有很大的提高余地。今后国家将继续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和技术改造的力度，尤其是限制淘汰工艺、设备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以及水资源消耗，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和发展环保产业，将为从源头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提供最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能源密集程度较低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今后我国单位能源强度将以更快的速度下降，总污染排放增长率将进一步减缓，逐渐摆脱传统的能源密集型工业为主的结构，有可能寻求一条“清洁生产”的发展途径。

6. 当一个国家经济扩张的时候,商品价格如何变化？

国家经济扩张，国内商品价格升高。
贸易影响，根据国家经济当量，以及领域扩张，结果都不相同。中国经济扩张，和毛里求斯经济扩张，效果当然不一样的。中国在大家都能做的雨伞、鞋领域扩张，和在少数国家才能做的弹道导弹，战斗机领域扩张，效果截然不同。前者尚且能用市场经济解释，后者只能用政治谈判解释了。
IS-LM太老了，没法合理有效的解释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形势。LZ如果对国际贸易感兴趣，要继续保持钻研的精神。IS-LM是上个世纪中叶的经济学知识。继续努力，打好基础。等接触到当代前沿的研究成果，你自然会有新的理解。

7. 国外经济现在怎样？比国内如何？

今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在此形势下，欧元区于1月推出欧版QE，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为“放松”。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私人消费抬头、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不足以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相对较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带来不同挑战。
　　总之2015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去年以来美元坚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对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多吨，如果价格降一半，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还有铜、黄金、铁矿石、大豆棉花等。但是，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必然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需求约束。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形势下，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开始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国内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有利有弊
　　先从有利的方面看，有以下四大方面能给2015年经济增长托底。
　　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能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党的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190项改革措施，加在一块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5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又如，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积极推进发展模式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将城乡、产业、区域串联起来，即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这都是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
　　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亿的人口问题。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个亿，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二是棚户区改造一个亿人口，促进一亿人居住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第三是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个亿，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2014至2017年进行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
　　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今年要开好局。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还有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这些建设都需要巨量投资。二是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和长株潭为中心的城市群，将周边的中小城市彼此相连；上游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三是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信息、生物等产业集群等发展兴起，必将推动这个区域的快速发展。
　　第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通讯、水电网管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都实现互联互通，也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
　　三、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指的是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路丝”，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实现欧亚一体化；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以重点港口为节点，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加强与亚洲周边、欧洲、非洲等经济联系，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近期重点建设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这会给中国带来一片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建亚投行，中国出五百亿美元，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50多国都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还有我国已经建立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这些都会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四、今年中央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4年以来我国的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例如9月30日放松第二套房的房贷政策，70个城市66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10月到11月，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合计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投资超一万亿；还有，11月22日降息，12月28日央行378号文将同业存款纳存，今年2月5日实施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可释放约9000亿货币，3月1日起又下调存贷款利息。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今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保持在预期区间。
　　但是有以下几大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会构成较大下行压力。一是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在总量方面，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位转换；在结构方面，中国再想像过去一样靠高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51万亿，63.64万亿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再扩大投资规模将受到空间限制。还有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规模发展得过大，再继续刺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也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强烈约束。由于传统劳密型产业长期过剩，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结构调整将面临剧烈阵痛。在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首先要淘汰或转移，这会使依靠该行业营生的人群受到冲击，而另外一部分人通过创新又会获益。因此，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二是消费增长缓慢。我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传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苗头。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我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
　　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接续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落后产能是污染、不好的GDP，当这些产业被淘汰以后，绿色的、有质量的GDP没上来，最后经济增长必定要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工业投资增长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就不会太快。
　　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因素，当前和今后形势判断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主要是总需求回升缓慢，解决需求不足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今后，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预计全年增长率会低于2014年。
　　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今后我国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
　　在今后三个季度，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方面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同时，还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另外，财税政策要在减法上做文章，例如降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消费税，增加家电甚至家具更新消费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力量，推动稳定经济增长。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解决他们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市场适度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可继续放宽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允许并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建立民营金融机构，从制度上扩大金融供给。
　　三是加快改革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优先、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

8. 明年的经济走势如何?请专家回答

下面是我找的一些相关资料，或许你整理下的话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创业投资及外贸服务 

[内容摘要] 2007年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线，引发了又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却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全然不同，呈现出新的特点，有关专家称这其为“新危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开始席卷全球，各国经济出现下滑，股市严重动荡，尤其以英国，菠萝地海三国和印度等新兴外资型国家为首发。开始蔓延到其附近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开始受到影响。本文从当前危机背景出发浅析中国的创业投资和外贸服务的现状以及提出相应对措施。 
[关键词] 金融危机 创业 投资 外贸 服务 措施 

二、 金融危机下的创业投资与外贸 
（一）影响： 
在金融危机疯狂的席卷之下，国际市场剧烈动荡，股市暴跌，失业率剧增。 2005、2006年，人民币升值，同时原材料上涨，信贷缩水，许多中小企业，由于没有科技实力，像服装、鞋帽、五金、玩具等，有上万家企业都被撤资，造成许多企业亏本经营，外贸订单大量减少，最后破产倒闭。这样的例子目前已经数不胜数！下面着重分析2009年的可能外贸状况。 
目前，各国政府围绕金融危机采取的联合行动还没有明显的效果，金融危机引起实体经济衰退的强度还难以预测。但是种种迹象表明，2009年外贸进出口形势比较严峻，但也存在一定的变数，有困难，也有机遇。 
1、影响明年外贸的不利因素： 
（1）、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的可能。 
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 
（2）、初级产品价格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的可能性比较大。 
虽然初级产品价格近期有一定回落，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3）、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尽管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2、影响明年外贸的变数 
虽然明年外贸形势比较严峻，但是应该看到，目前世界经济的基本面仍然较好，我国国内经济基本面是健康的，我国外贸也没有出现大的滑坡。明年外贸的走势如何，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1）、市场需求。 
国际市场需求是影响出口的决定性因素。当前，各国经济增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放缓，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购买力和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没有钱消费，或者不敢消费，使国际市场需求不振。我国对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直接和间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近60%，明年，美欧日等主要市场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而新兴市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难度也在增加，这将直接影响明年国际市场需求情况，并决定明年出口的整体形势。 
（2）、政策延续。 
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国家多次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到今年下半年调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表明我国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出口到了困难的时期。改善对外贸易环境的举措除出口退税外，还包括通关便利化，进出口税收，外汇管理等方面，以及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出口企业贷款,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增加国内需要的产品进口等。明年，国家能否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环境，继续对外贸出口给予政策支持，将对企业信心和外贸走势产生较大的影响。 
（3）、企业信心。 
企业信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金融危机面前，悲观的企业会认为是末日，会关闭企业或者让企业破产；乐观的企业会认为是市场重新洗牌、站上制高点的难得机会，会采取一切措施度过难关。目前，我国国内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新兴市场还有很大潜力，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也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坏。作为出口企业，一味看低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是缺乏依据的。现在是需要树立信心的时候，企业要通过出口转内销、降低运营成本、开拓新兴市场等措施，积极应对困难局面，打赢这场攻坚战。 

（二）应对措施 
1、中小需直面金融危机 立足长久发展 
首先，中小企业可在转型中发展。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明确的发展目标“定位”和后期的发展之中的“转型”。而且，这两者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促进的。企业发展目标“定位”明确，有助于“转型”成功，而“转型”成功也更加坚定了企业的“定位”的准确性。 
不过，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此时，其“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就将提到日程上来。只要经过创新的产品才能符合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才能赢得客户的青睐。而更多企业的“转型”成功，势必推进整个产业的升级和发展。于是，有人说产业升级是市场“逼迫”出来的。的确，当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模式受到制约。企业就应该考虑到"转型"的问题，而"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就成为企业的转型的利器，企业应该从长远战略角度来考虑自身的发展问题。 
其次，中小企业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其实，“转型”也是一种“发展”。中小企业的“转型”不是一天能够实现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要持之以恒才能看到成效。 而且是在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企业转型才能够更容易成功。的确，总有一种力量，推动着企业的转型和发展。而其最核心的力量就是依靠企业自身的发展。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风口浪尖，企业要读懂经济的风向标，其自身必须要配备金融方面的专业的人才，乃至成立专门的金融时局分析机构，以帮助企业转型。虽然，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成本可能会很高，也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实现，但是，这是迎合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的必然需要。另外，企业要想成功转型和长久发展，前期就需要在研发上多投入。 而且“资金”要与“人才”充分结合，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想做大的企业必须要走这条路。企业家要有事业心，赚了钱以后应该投资搞科研项目，促进企业的良性循环。只要懂得投资，才能发展，才能找到机会融资，才能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 
第三，政府扶持助推动中小企业转型。企业的发展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以为，还有依靠外力，当然，这里的外力，其实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与国际公司进行合资或者与相关机构进行结盟，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政府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中小企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相关政策的扶持，而且，如果没有具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加之缺乏资金等优势，中小企业跟大企业竞争也将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比如，政府帮助等等！ 但是，任何中小企业都必须地清醒认识到，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会尽可能提供一切条件，但是政府绝对不可能做的，让所有的中小企业都生存下去。即使如此，金融机构也不可能做到，它们毕竟要考虑到借贷的风险等问题。所以，企业要想长久地生存下去，首先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抓住市场需求。 还要对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有很好地解读，根据它的指示来制定自己转型的方向。比如，这段时期，国家会重点支持科学技术行业的发展，那么，你的企业最好能介入这个领域，或者与有关联性的行业。因为，这样的领域很可能会得到更多包括财政、税收甚至银行信贷等这方面的政策扶持。 
经过转型的企业经历大磨练，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外贸企业可以经过转型，慢慢的从主营进出口转向国内市场，把外销延伸到国内市场，同时把消费引向国内市场，这样就多了一个保险，无论是资金还是产品都有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方向，同时这样还迎合了国家目前的法规政策。 
2、鼓足信心，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是一种策略，如今，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的形势下，对中小企业来说，哪个行业更有优势，可能都差不多，关键一点是需要中小企业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有更清醒的认识。在我国加入WTO之前，不仅，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良好，而且其在劳动成本和厂房用地等方面，都具有竞争优势。于是，中小企业在前几年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历程。 
第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其实，我国中小企业的很大的弱势就是缺少技术，研发和创新的能力，过去依靠低劳动力所占的出口优势逐渐被丧失，于是，需要在产品创新和技术设备的升级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这也是未来中小企业必须认识到的一点。 
第二方面，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出口型为主的中小企业，需要配备一些熟知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人才。 在05年5月汇改以前，中国出口基本没有什么汇率风险，市场上的美元和人民币的波动风险也不大，于是，在这种宏观经济面比较好的局面下，几乎不会遇到国内外市场和银根的突变的问题。但是，面对现在的金融动荡的局面，企业要想考虑到自身的生存问题，就必须对包括出口汇率等相关知识和外贸政策有必要了解。甚至，需要专业方面的人员来研究和分析汇率的变化等现象，以此对企业发展给予必要的指引。 
第三，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融通之下，企业要了解和掌握国际的金融政策的变化。企业了解国际的金融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外贸企业，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国际“银根变化”。所谓的“银根变化”就是指从美联储到中国的人民银行银根的紧与松，包括存款准备金，贷款利率，以及居民存款利率，包括存款准备金率，这些都很可能会根据国家的宏观政策来不断的进行调控。 
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候，中小企业如果能够找到“退”的方法，将危机对企业的冲击降低到最低点，这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壮举。在“危机”之下，“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进一步开拓企业的生存空间，了解当今国内外经济和金融的形势，为企业将来更好地发展积蓄力量，争做行业的领头羊！ 
3、金融危机下投资创业：首重现金流 
对于小本投资的创业者来讲，应如何选择创业项目应对金融风暴？德庄集团董事长李德建、西南大学经济学博士潘晓成等一些企业家和经济学者总结了几点经验。 
首先，在各种行业选择中，要选择现金流快的行业。经济不景气之时，拖欠货款很严重，如果是选择现金流慢的行业，刚创办的小企业稍不留神就会被拖垮，现金流充足至少可以保证能够生存。餐饮、干洗、洗车等行业都是现金流快的行业。 
其次，要做传统的大众消费行业。在任何时候，基本消费市场是最可靠的，无论在经济繁荣期或萧条期。消费分大众消费和奢侈消费，比如星巴克是休闲消费，现在加盟要谨慎。同理，旅游、汽车等行业的投资要小心。 

三、 金融危机下创业机遇大于挑战 
一方面危机来了，会吃掉一些弱小或长期有问题的企业，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悲剧和伤痛。同时给所有企业敲响警钟，在灾难和伤痛面前人们更能记住教训，并深度反思。 另一方面，没有在危机中倒下的企业增加了风险意识，采取了更多积极的策略和调整措施，使企业克服很多在平时难以暴露的缺点，加强了内部的协调，最终增强了危机应对和过冬御寒的体力。金融危机下风险投资行业的机遇和挑战！ 
金融危机下，创业融资肯定会比较困难，因为整个投资界这一阶段的投资都会比较谨慎。”上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爱国进一步解释说，投资界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利的，目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风险投资商所投公司的资产在缩水，企业的价值在减少，风险投资商拥有股份的价值在减少，于是他们就宁可选择不投。 
虽然金融危机造成了风险投资商的谨慎投资，但在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有限公司总裁刘庆峰看来，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创业者来说既是一次挑战，更是一种机遇。他认为，从局部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中国更快崛起的机会，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可能让我国产业发展比原来更快。既然全球的金融环境不好，国家肯定是要发展有潜力的、有很高的核心能力的新产业和新方向，这种新方向的选择，就有可能让创业的新兴企业与传统产业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给创业者带来了机会。 
“国际形势好，不一定你的创业项目方向就好，国际形势不好，并不一定你的创业项目方向就不好”，刘庆峰认为，目前的形势对创业者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他鼓励创业者，只要想清楚了就去创业，成功与否关键是看创业者的内功怎么样，只要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不是以出口为主要导向的项目，就可以创业。 
赛富亚洲风险投资人阎焱在接受采访时也发表观点：风投是在别人不敢做投资的时候去做投资，对风险投资基金来讲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机会，尤其是在金融风暴的时候，手上有现金的人永远是最有利的，当今市场大幅度波动，包括有一些非常好的优质公司，在这个时候股价都出现下跌，可能对投资人来讲，也许我们看到的满眼都是金子。 （主持人：你的意思现在风投业务非但没有受到负面影响，反而到处都是机会？） 阎焱：也有负面影响，比如投资以后上市公司股票都会出现大幅度波动、下跌，但对风险投资来讲，绝大部分公司还是没有上市，没有上市的公司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投资角度来讲，投资项目来源更扩大，以前在股市比较高的时候，你投资项目的来源比较有限，现在你可以投些上市公司。另外在估值方面也大幅下降，所以对真正的风险投资基金来讲，可能对于一个大的金融市场的波动，唯一受益者是风险投资基金。（ 主持人：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做风投的人非但不会清闲下来，还会比以前更加忙碌，因为风投比其他投资基金更加偏好风险，是吗？） 阎焱：是这样的。 
对于一个精通商道的人来说，危机面前需要坚忍和积极自救，同时在这样的特殊时刻更容易暴露企业的问题，激发企业家的自救决心和潜力。危机未必不是好事，正如“狼来了”的时候要辨证看问题。 
一方面危机来了，会吃掉一些弱小或长期有问题的企业，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悲剧和伤痛。同时给所有企业敲响警钟，在灾难和伤痛面前人们更能记住教训，并深度反思。 
另一方面，没有在危机中倒下的企业增加了风险意识，采取了更多积极的策略和调整措施，使企业克服很多在平时难以暴露的缺点，加强了内部的协调，最终增强了危机应对和过冬御寒的体力。 

四、 总结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楚游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