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人物评价

1. 费孝通的人物评价

真诚坦荡的大家风范：费孝通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赤子情怀，矗立起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1938年，他带着强国富民的愿望从英国学成归来，便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5年11月25日晚上，费孝通在西南联大演讲，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断电、甚至开枪，他站在会场的最高处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尤兰田） 志在富民的崇高境界：我们要学习费孝通志在富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思想境界。20多年间，费孝通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足迹遍及祖国。费孝通一生著作等身，如今他的这些文字已成为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演绎了中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崇高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宝文） 法制建设的推动者：费孝通同志是新时期宪法修改工作的重要参加者。费孝通同志曾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坚决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组织民盟成员对宪法草案进行认真讨论，就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统一战线等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在1988年和1993年两次修改宪法过程中，他衷心拥护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积极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 “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费孝通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在他的身上，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情怀。他的《乡土中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他的《江村经济》让世界从不同角度定义中国的生产方式。他“行行重行行”，怀着一颗“志在富民”的仁心，总结出了包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包括浦东、黄河上游、南方丝绸之路在内的多个区域经济的布局和发展。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核心理论框架。他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他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思考、他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设想，都将指引着我们坚实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 费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富民强国。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搜狐网评） 费孝通至少有两件事会被历史记住。第一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25日晚，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更为响亮的呼声；第二件事是在1946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他在《这是什么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如今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这两段叙述让世人感觉到了费孝通作为民主斗士坚定激进的一面，翻看同一时期费孝通的文章，会发现与其说费孝通是一个民主斗士，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陈远评）

2. 费孝通生平简介 费孝通生平介绍

1、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5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
 
 3、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4、人物生平：1910年11月2日（清宣统二年），费孝通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 [5-6] 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中华民国十七年），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
 
 5、1933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
 
 6、1935年（中华民囯二十四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在瑶山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翌年费孝通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1936年秋（中华民国二十五年），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1938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

3. 费孝通的个人生活

1935年12月，在广西瑶山的调查中，费孝通误入瑶人设下的“虎阱”，被木石压住。妻子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足部已受重伤，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森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此时，他们结婚才108天。 1939年，经大哥费振东介绍，费孝通结识了孟吟，不久便在昆明结婚。此后55年，孟吟与费孝通相携相依，载浮载沉，同甘苦，共患难，相伴终生。此后几十年时间里，在孟吟相依相伴、相爱相慰之下，费孝通先后写出无数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著，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毋庸置疑，在费孝通丰硕的成果里，必然也浸透了爱妻孟吟的心血。1994年12月1日，爱妻孟吟病逝。费孝通感慨万千，作诗悼亡。 费孝通和江村经济之路开弦弓，太湖东岸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村边一条清河弯弯的像一张拉紧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开弦弓村的一切从1936年改变，这一年，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生来到村子，从此，开弦弓村另一个名字———“江村”，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 1981年，费孝通回顾当时的情形说，进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对老师们课堂上讲的东西，老实说很不满意。有的老师搞了调查，但调查来的是很多枯燥的数字，并没有说明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们商议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去做调查”。《江村经济》问世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叫《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农副关系之辩1957年，费孝通再次来到离别21年后的开弦弓村，目击的事实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他因此饱受了人间屈辱。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转眼间，费孝通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因为当时的政策是：“农不经商”，而且对外出打工严加禁止。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 这一指责使他失去了关注开弦弓的机会，直到1981年。在此期间，费孝通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他经过调查又写出了《三访江村》。 最喜欢摆事实费孝通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孝通选择后者。 从1990年，刘世定、马戎、邱泽奇、徐平、周星、麻国庆等就跟费孝通到各地调查，即便费孝通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邱泽奇说：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他很为难。实在去不了现场，费孝通才会让学生代替去。“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费孝通曾说：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费孝通的著作，每个社会学科都能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却没有一个专业术语。 活到老学到老1999年春，费孝通以浓郁的“蓝青官话”不无感慨地说：“今天我能坐在讲坛上，是因为我的资历。中国人尊老，因此我受到大家的尊重。其实面对今天新的知识，我有许多都不懂，需要学习。我今天在南京大学天文台看天，那是一个神奇未知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妙啊！我虽然老了，但我依然是一个书生，要学习啊……也许我今天考南大的博士也考不上……”费孝通真诚的讲话感染了在场所有的师生。主持报告的蒋树声校长也深受感动。全场以无限的敬意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何谓虚怀若谷？费孝通在南大的演讲影响了这所著名的学府，其精神融入了这百年的沧桑！ 志在富民在费孝通病倒住进医院的2003年，即使93岁高龄，他仍然第八次来到了定西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时，他说：“我可以不再来了！”

4. 费孝通的介绍

5. 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

今年是费孝通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年，许多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都在纪念费孝通先生的同时对其学术思想进行了研讨。费孝通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但总的来讲可以分为早年、中年和晚年两个大的部分。费孝通先生出生于1910年，他青年和中年时期所面对的中国，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所以他当时的志向都是“志在富民”，更多关心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但到了晚年，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费孝通先生又关注到了中国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这时更多关心的是国家的文化建设问题。如果说他早年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江村经济》，晚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则是其撰写的一系列的“文化自觉”的文章。
  
  现在学术界在讨论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时，更多关注到的还是他早年和中年的一些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学术思想。对于他晚年的系列的“文化自觉”的思想虽然有所关注，但由于这些思想没有专门的论著，只是散见在他的一些文章中，所以大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当年费先生总是说，他的思想超越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因为在费孝通先生去世之前，中国的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并且随着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许多社会矛盾虽然开始显现，但并不明显。而今天的许多发展证实了费孝通当年许多看法的正确性。所以，笔者认为他的这一段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在这篇短文中我只想用他平时与我们这些学生谈话的一些内容（这些谈话内容都被收录在《费孝通晚年思想录》一书中），来理解他的有关“文化自觉”的思想。希望能起到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人阅读和关注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学术思想，进而推动当今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文化只有种子还不行”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重要的思想，在这一思想里面，文化的传统与未来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与创造。有一次我拿着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去请教他，针对我所写到的景德镇传统文化。他说：“有关文化的死与活，我一直想写一篇专门的文章，但现在精力不行了，你今后把它发挥发挥写出来。文化的生和死不同于生物的生和死，但有时又有相同的规律。它们都要有自己的基因，也就是种子。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一样，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一直留存下去，并且要保持里面的健康基因。脱离了这些就不行，种子就是生命的基础，没有了这种能延续下去的种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文化也是一样，如果要是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因此，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但是，一种文化只有种子还不行，文化还要在新的条件下发展，要去适合新的需要，只有不断创造，才能赋予传统以生命。这样，其生命也才会有意义。”
  
  他又说：“我还希望你在研究中，要找到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源头，然后再从这源头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我在这里讲的就是文化有它的深度、有它的广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未来，我们要在创造中继承这一关系。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传统和创造怎么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希望你在这方面要多思考、多下点功夫。我们今天讲话的主题就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也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一个新的起点。”
  
  谈话快结束时，他告诉我说，文化的定义有两层——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我们不能只管一层，经济不发展，不发展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就出不来。因为大众文化是从生活里出来的，精英文化又是从大众文化里出来的。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位人类学家，非常关注大众文化的发展，因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涉及到社会整体素养的提高问题。
  
  他认为，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人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费孝通先生说：“我们国家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国家的经济没有底子不行。经济底子发展之后，还要出现一个文艺的高潮，如果看得远一点，我们就应当有一个这样的准备。”这是平时他反复说到，但又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问题。
  
  他还说，“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他认为，这种讲法是比较超前了，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但这种讲法目的是要我们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
  
  现在看来，他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的确是超前的，而放到现在却正好。现在中国的经济是发展了，但文化的问题开始出现了，怎样重视人的素质的提高，怎样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又如何创造出具有时代性的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让中国在迎来了一个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再迎来一个文艺大发展的高潮，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我们不要认为只要是传统的、民间的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合理的，都是要丢掉的或抛弃的。他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在这地球上生活了几千年，那时候并没有现代概念中的医院，但是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办法，有许多办法很经济、很实用，比如针灸、拔火罐、刮痧等等，有时并不需要药，就能解决问题。不但简单而且副作用很少。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实际上是有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去继承和挖掘的，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了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深的了解，在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和认识。
  
  他当时希望我们能回头去看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并认为，历史和传统就是我们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通过不断阅读他的思想，使我认识到，他曾经让我和许多学者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就是想从理论上解决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现在国家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所应该探讨的也就是这一问题。
  
  “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清楚”
  
  记得一次，费先生借了一本他年轻时翻译的，由美国社会学家梅欧写的书给我看，书名叫：《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梅欧生于1880年，这是他半个多世纪之前写的书。
  
  当时费老正在写他的那篇《派克笔记》的文章，他说他之所以借梅欧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给我看，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许多大城市的发展都已越过工业文明而开始进入到后工业文明，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国家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不用再看了。但是他认为：“这里就牵涉到了对历史怎么看、怎么学历史的问题了。他们都是过去了的人，是属于‘老一辈’了，他们写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过时了？这就要看你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了。我们中国和西方发展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我们要从发展水平上去找出我们和西方的一个共同时间。”
  
  他当时告诉我说：“我是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生长的，而美国的工业化则是在我的上一辈开始的，从起点上算差了将近一个世纪。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许多东西，他们已经都经过了。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他们现在的经验，还要学他们发展初期和中期的经验，把他们那时候的思想、文化来同我们现在比较。因为他们那时候经历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我在《派克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派克的思想是不是过时了？也许在美国已经过时了，但在我们国家却还很有借鉴价值，因为他那个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或将要遇到的问题。
  
  而且，结合现在的实际，我们还可以理解到，他们那时为什么会想到那些问题。因此，这一批人的思想还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去吃透它，懂得他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那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思想？从他们当时的变化，来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变化。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两个变化遇到一起了，一个是机械文明，一个是信息文明。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这两个文明是分阶段发展的，而在我们这里，这两个文明却重叠在一起了。
  
  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也就是我们将遇到的问题，比他们当年遇到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了。可是不明白他们当时的问题，我们也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那一段时间的思想理理清楚。他们那个时候正是社会科学大力发展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也应该是。这个阶段社会科学是很重要的，我们正好赶上了。”
  
  这次谈话结束时，他说道：“我认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如何确定中国现在发展的位置，也就是处于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所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西方的经验，因为毕竟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看看他们所走过的路，看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也是可以借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工业化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在中国一些边远农村，还是处在农业时代，但许多地方已经是工业时代了，而在大城市信息文明也已经进来了。也就是在中国，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重叠和交织在一起的。你要把这里边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讲出来，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复杂性和独特性，所以我们又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还应该走自己的路。”有关这方面的思考，后来，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中进一步表达了出来。
  
  “‘和而不同’仍有很大活力”
  
  当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和平崛起的呼声很高，但是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没有新的思想作为前导，提不出具有普适价值的，能够得到世界各国都承认的价值观，是很难得到普遍承认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应该是文化的崛起，新的思想的崛起。如果说有一天中国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思想影响世界，我认为费孝通先生会成为其中的先行者。
  
  其中的原因，首先因为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学者，同样也是一位关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的伟大学者。他认为，在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怎样创造出一个人类共同的文化，这是一个大问题，怎么创造，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世界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和社会次序，甚至要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行为准则。中国人要有所贡献，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因为中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在多民族共处和共同发展方面有深厚的经验。他说：“‘和为贵’的观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观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民族观念很不相同。”他说：“我认为‘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有很大的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和一个目标。承认不同，但要‘和’，这是世界多元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基本可以在瞬间毁灭地球，可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将其用于当今时代，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这是决定人类的不同未来的新的路子。近代西方受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强食弱肉”的影响，所出现的思想都是所谓的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黑格尔所说的“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表达的都是这一观点。
  
  但当今的世界已经不能再用“斗争哲学”来解决问题了。以前毛泽东曾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但现在我们与天地斗争的结果是，大自然给予人类各种惩罚，与人斗的结果是各国为了各自经济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的纷争以及战争的升级等。在地球已经很脆弱的今天，继续与天地战斗，最后的结果就是地球毁灭。而在多个国家都拥有核武器的今天，继续战争的结果是人类的毁灭。因此，今天的人类要继续生存，要继续发展，必须要出现一个“和”的局面。于此，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指出：“‘和’的局面怎样才能出现呢？我想离不开承认不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化解的办法中，既要有强制，也要有自律。”“世界各国既然现在属于一个地球村，这个‘村’里就应该有一套‘乡规民约’大家认同，自觉遵守，否则就要乱套。‘乡规民约’与法律不同，是习惯化的、自动接受的，适合社会自我控制，是一种内力。中国老话里讲‘克己复礼’，这个‘礼’是更高的‘乡规民约’。”
  
  费孝通先生的这一看法和理念，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位中国学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东方智慧。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重新认识自己古老的传统文化。
  
  在一次有关西部课题的讨论中他告诉我说：“所谓美和不美，实际上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其实人的智力和习性也都大体相似，但为什么世界上还会有那么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呢？那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的不同，才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同差异。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我们不是要消除这些差异，而是要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些差异。我很赞成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的理论，将其用在当今的时代是非常合适的。随着通讯和交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地球也越变越小，地球村的概念也开始出现。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注意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特点，要在‘和’的背景下找到我们民族文化的自我，并真正认识自我，知道在新的时代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中华文明要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也包括了这一层的含义。”
  
  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地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我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这一村庄的居民，这些居民们要在一起共同和谐的生活，就必须要学会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但这种理解和尊重必须要建立在自尊和自信的基础上，而我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理解、诠释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建立这种自信和自尊的过程。
  
  跨越人生“最后一重山”
  
  有一次，我问老先生：“您相信命运么？”他回答我说，什么是人的命运，这很难捉摸。但他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一双看不见的鸿蒙之手，借助不同的人来承担不同的历史责任。他认为，他能在这样的位置上产生这样的思想，产生这样的历史作用，并不完全是因他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是鸿蒙借他的手在起作用。我理解他的意思，个人的发展及成就，包括思想其实都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许多事情并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
  
  正像前面所说的“鸿蒙借君手”，费先生认为：“看来我这篇文章结尾，结束语是什么，生命的句号划在什么地方，不是我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要由整个时代来定。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眼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有什么意义，我这样一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做些什么事情，最终能给答案的只能是时代，是历史而不是我自己。”
  
  现在老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划的句号，我们已经看到了，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划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划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为过这最后一重山，老先生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一篇接一篇地书写以“文化自觉”为主旨的长文章。如果说，以前我虽然是他的学生，曾经跟随他出去考察，也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但我对他晚年思想的认识还比较表浅的话。而自从先生去世后，我在不断地看他去世前的一些文章，不断地体味他和我每次的谈话，对先生晚年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个较深的认识。这个较深的认识就是，在晚年，他常说，他是将明天的话，今天讲出来了，所以大家理解起来有困难，也不太重视。但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的重要性越来越被清晰地显示出来。因此，在讨论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时，我们要更加关注其晚年的学术思想，不仅是因为怀念，追思，还是因为其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还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还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我们国家今后文化建设要铺垫的路。

6. 费孝通重要的几个人生阶段？

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费孝通先后对中国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进行实地调查，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策略。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7. 费孝通有什么成就？值得我们敬仰？

　　个人成就
　　1、经济年鉴
　　1998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创刊，费孝通任名誉主编。刊名由费孝通题写。

　　2、民族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孝通积极从事民族工作，曾率领中央访问团在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调查。1952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民族地区。1957年以后主要从事翻译和边界问题研究。1979年当选为社会学研究会会长。1980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他还历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3年6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50年来，费孝通一直致力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坚持深入实际从事社会调查。为表彰他在人类学研究中作出的杰出贡献，1980年3月，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利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1981年度赫胥黎奖章，成为第一位接受这项荣誉的中国学者。1982年12月，英国伦敦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荣誉院士推选委员会推举他为该校荣誉院士。1988年获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亚洲文化大奖。
　　3、人物简介
　　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该书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8. 费孝通的代表作是什么？

《乡土中国》仅有十四篇文章，但是却描绘出了生动而贴切的中国传统形象，对很多问题他以精辟的见解和恰当的比喻做出了通俗易懂的解释。《乡土中国》成为一本既反映中国实际状况，又具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的学术界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费孝通的生花妙笔更令《乡土中国》中的文章精彩纷呈，通过《乡土中国》，可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的重新理解和认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礼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这是对前现代中国农村生存环境和农民生活状态最深刻、简约的提炼。在讲述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差异时，费老从“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角度进行比较。可见“差序格局”在“乡土中国”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乡土中国》指出，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人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波纹。在这样的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圈子的中心，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仿佛扩散开来的一个个圈子，体现出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这就是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而，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差序格局的中心理论就是: 以己为中心, 推己及人, 以亲属关系的亲疏差别为范本投射到一切社会关系中, 演化为以血缘和从血缘推广出的地缘关系为主要社会准则处理人际关系、配置资源。乡土中国既有的秩序、伦理、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强大的“现代”面前正在悄然崩解，在文化的意义上，它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精神破产过程中，一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无辜无助更无奈。《乡土中国》描述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 因各人在乡土环境下彼此熟悉，“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 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又因为差序格局的无限伸缩性, 导致整个乡土社会自有一套价值判断体系，觉得借助外在强制力量而打官司，于人于己都是丢人的事，即使出现严重问题，也是求助于一乡长老调解，到了最后就算不得不对簿公堂，负责裁定的也是带有浓重家长性质的“父母官”。